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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不沮喪地看到，目前許多美術館的當家人與這些要求相去甚遠。老套的事業性管理體制和行政任命制度，忽略館長必須具備的專業資質和管理能力，常常將一般標準的幹部或有點文藝履歷的幹部派到這一崗位上，以致産生“人人可以做館長”的笑話。這種任命制度最大的弊端是，安排的幹部只對上級負責，而不是對社會大眾負責。客觀地説，中國並沒有為競相而起的美術館準備好充足的管理人才，這方面的匱缺可以理解，但是走上館長崗位的人只要有事業心，就能在實幹中學習，進而成為行家，問題在於，由於社會大環境的流俗，一些館長只知在這一矚目位置上或觥籌交錯或擴充個人名聲。外行指揮內行、黨務干涉業務的情況也並非鮮見。這和國外優秀美術館必定是嚴謹的專家治館形成了極大反差。當家人的缺陷，導致美術館管理水準的低下與學術發展方向的缺失，這是中國的美術館儘管硬體不錯，但專業化程度遠遠落後於國外美術館，人們常常感嘆出不了非常優秀的展覽、拿不出有體系的研究成果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國的省級美術館發展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陸陸續續地摸索，目前在絕大多數的省份都建立了自己的美術館。其中一些美術創作和教育力量較強的大城市，有著更悠久的創辦美術館傳統。但是30年過去了，我們積累了什麼?在學術上構建了什麼?面對國際美術館界的同行，除了硬體建設，我們可以談些什麼讓人欽佩的東西?這是值得國內每一個美術館當家人，包括主管部門領導深刻反思的。希望有人臉紅，臉紅才知道追趕。
其實，成功的樣板就在面前，如果真心地為了中國的美術館事業，沒有理由不放眼世界，虛心地學習人家成功的運作體系和機制。歐美傑出的美術館和博物館一般均建立董事會(理事會)，作為最高的決策和監督機構。在此將同樣國有性質的美術館作一番比較。華盛頓國立美術館隸屬於美國政府的學術研究機構(而不是行政部門)史密生協會，理事會的9位成員，包括史密生協會幹事、國務卿、財政部長、最高法院院長和5位民間理事，既具有極高的權威又具有廣泛的社會代表性。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的董事會成員，包括歷史學家、作家、電影導演和製片人、銀行家、企業家、國會議員等，沒有一個行政官員。法國的三大國立美術館——蓬皮杜藝術中心、奧賽美術館和盧浮宮，董事會成員中還聘請有專業影響和文化聲譽的外國人。在美、英、法，國立美術館的運作資金絕大部分由政府撥款，但董事會(理事會)也募集發展資金，並每年公佈募集的計劃和金額。值得一提的是，董事會(理事會)的成員沒有任何報酬。2004年，波士頓美術館的董事會宣佈，募集到了5億美元的資金。舊金山現代美術館也曾宣佈，募集到2.5億美元的資金，其中1億美元用作藝術基金。可見這些董事會(理事會)並非像我們這裡常見的那樣弄幾個官員和名流來“擺擺樣子”，而是真正做實事的。
董事會(理事會)任命館長人選，一般是從美術史家、藝術評論家和資深博物館管理專家中選拔，並每年開一次全體會議，每週開一次電話會議，討論重大事項。館長的任期從三年到五年不等，負責執行董事會(理事會)的決議，實現美術館的宗旨，在這一空間裏仍大有作為。
這就保證了美術館嚴格按照藝術博物館的體制和規律來生存發展，而不是蛻化為政府的一個行政或宣傳部門，也用不著長年為捉襟見肘的經費而發愁。
這樣的美術館體制，體現了一個最基本的認識：文化財富屬於全體人民，辦美術館應該顯示社會的集體意志。這種體制的合理性已為那些成功美術館的悠久歷史所證明，甚至使美術館成為藝術歷史的一部分。中國以前沒有公共美術館，它在近代的出現本身就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時至今日，我們不借鑒學習人家的專業化運作體制而搞出一些自以為是的不倫不類的管理方式，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上海在“十二五”發展規劃中已經確立了要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的目標。毫無疑問，作為城市文化財富的主要展示者和儲存者，一流品質的博物館、美術館是國際文化大都市必不可少的名片與部件。上海在這方面的硬體設施可以説已達到世界領先。上海幾年來對浦江兩岸的改造已有成效，如秦皇島路碼頭倉庫、民生路碼頭倉庫等都已改造完成，其規模之大，足以成為威尼斯雙年展、卡塞爾文獻展這樣的世界級巨型藝術活動現場。在外灘等地和蘇州河兩岸，大量民間的美術館也正在涌現。以上海的文化底蘊和影響，我在前面論及的美術館展示最有創造性藝術成果、熔鑄城市文化品格、凈化提升公民文化心靈的三個宗旨，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實現。
上海應該有遠大的抱負，至少建設成為亞洲的現當代藝術中心。然而，上海在美術館陳舊落後的管理體制上積累的弊病也同樣嚴重。目前迫在眉睫的就是要轉換領導者的觀念，借鑒採納國際上成熟和成功的美術館運作體制，使上海即將“井噴”而出的眾多美術館走上高度專業化發展的道路，由此，才能引來國內外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的展覽，才能使世界藝術界的目光與潮流聚集於此。否則，徒有眾多光鮮的展覽場館，看展覽變成看建築，所謂國際文化大都市的建設將出現巨大的空洞化，這絕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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