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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兩會”上，代表們都收到《廣東省2011年省級部門預算草案》。有代表發現，按此預算，省8所幼兒園一年花費超過6863萬元，比去年有所增加。省財政廳官員解釋，由於歷史原因，這些幼兒園是相關機關的一個附屬事業單位。
行政事業單位、企業辦幼兒園，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被認為是“歷史遺留問題”。這種辦園模式，存在兩方面問題。其一，與行政事業單位、企業的核心功能違背，也不符合教育發展的規律，導致幼兒園多頭管理；其二，存在嚴重的不公平問題，行政事業單位和企業所辦幼兒園，必然首先滿足自己的職工子女入園需求，在學位有剩餘的情況下，才可能向社會開放，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尤其是機關、事業單位的主要經費來自納稅人，用納稅人的錢為自己的職工謀教育福利，極為不妥。因此，從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起，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所辦幼兒園都逐步剝離，只有少數保留。廣東省這8所幼兒園就屬於這種情況。
但現在，這“歷史遺留問題”卻因為當下幼兒園資源緊張而有了“新解”。去年11月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發展學前教育的五項政策措施（稱為“國五條”），第一條就是“擴大學前教育資源。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支援街道、農村集體和有條件的行政事業單位、企業辦幼兒園”。對此，筆者當時就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有嚴重的負面作用。行政事業單位、企業辦幼兒園，能解決其職工子女的入園問題，一定程度緩解學前教育資源不足，但將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就算規定這些幼兒園必須朝社會開放，但能開放多大程度？不開放，普通民眾又能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1月21日發佈的《國務院關於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稱為“國十條”），將上述表述調整為“鼓勵優質公辦幼兒園舉辦分園或合作辦園。制定優惠政策，支援街道、農村集體舉辦幼兒園”。根據這一正式文件精神，“有條件的行政事業單位、企業辦幼兒園”已不在支援之列。筆者認為，這樣的調整是積極的，避免了病急亂投醫的權宜之計。
然而，毋庸置疑，依靠“有條件的行政事業單位、企業辦幼兒園”來緩解當前學前教育資源不足問題的思想還是存在的。在這種背景下，要清理“歷史遺留問題”，就有很大難度。廣東省的機關幼兒園預算撥款問題，在去年廣東省“兩會”期間就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而今年，幼兒園的財政撥款不減反增。可以預計，如果這種辦園模式保留，這一問題將長期存在。
在筆者看來，雖然當前學前教育資源緊張，但清理“歷史遺留問題”不可懈怠。在加大對學前教育投入的同時，機關事業單位所辦幼兒園應當與機關事業單位剝離，全部納入地方教育部門管理以及學前教育經費統一預算，面向社會公開招生。否則，當政府部門官員一點不為自己的孩子上優質幼兒園發愁，他們怎可能關心其他孩子上幼兒園的問題？同樣，當政府部門官員自身就在製造不公平，又怎能推動學前教育的公平問題？某種程度説，這正是我國學前教育成為教育“短板”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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