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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創業“四火攻心”:子女教育最糾結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10-14 16:50:50 | 文章來源: 上海僑報

“我剛來上海的時候,是回國創業最火的時候,平均每天誕生一家海歸企業。”近日,記者在聚會上聽到一位事業有成的海歸企業家發出這樣的感嘆。幾年過去了,當時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海歸創業者如今過得好嗎?他們在創業過程遭遇了哪些不滿意的事?

上海歐美同學會出爐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10月,留學回國人員在滬創辦的企業已達4400多家,總投資超過5.5億美元。但從發展趨勢看,留學人員創業資格認定的數量已從2004年的274家下降至2008年的61家,呈逐年下降的態勢。

而接受調查的海歸們,滿意度最低的事,依次為“子女教育”、“個稅政策優惠”、“醫療和社保”,此外,缺乏創新機制、房價飛漲等抬高生活、創業成本等也在其列。

最煩惱:

進了名校也糾結

“土地、稅務優惠如今家家都有,沒什麼稀奇。戶口呢,因為上海市的戶口政策越來越嚴格,基本沒有操作空間了。所以很多區縣的領導就承諾,只要你人才來,區裏的重點學校,可以保證你小孩進。”2010年的上海“兩會”上,一位政協委員告訴記者,近年來,隨著招商引資、吸引海外人才的競爭白熱化,各區縣都絞盡腦汁,試圖給出最具吸引力的條件。最新的價碼是:保證海歸子女進重點學校。

重點學校巨大吸引力對中國父母來説不言而喻,但海歸們領情嗎?

近日,曾在日本留學並任訪問學者的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崔丕聽到一位從加拿大回國的朋友抱怨,他在中關村開辦了自己的公司,小孩回國後在北京一所重點學校上學,為了不把操場上的草坪踩壞,老師不讓孩子跑不讓孩子跳,只可以在操場上慢慢走,朋友擔心這對孩子來説太壓抑了。崔丕向記者回憶在日本時,“我去學校接孩子放學,發現很多工人跪在操場上,我很奇怪問他們在幹什麼,他們説是在把草裏細小的土塊用手碾碎,避免孩子奔跑時摔倒被硌傷。”

上海市一位僑務幹部告訴記者,現在大規模回國的海外留學人員大多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出去,年齡在30歲到50歲之間,孩子正好在中小學階段。

海歸回國後不僅要和其他父母一樣經歷入學難入學貴,對中西教育環境巨大不同的不適應,也讓他們和孩子無法接受。

今年4月,一位上海海歸媽媽送孩子去對口的幼兒園報名,孩子的活潑好動讓她遭遇了尷尬。這所示範性幼兒園的老師當場直言:“以後肯定要做規矩的,碰上不聽話的時候,我們老師肯定要他們罰站罰坐的,否則我們也不好管教,你們家長要配合。我現在帶的25個人的班級,叫他們站就站,叫他們坐就坐,服服帖帖,不要太好哦。”

這位媽媽的擔憂是雙重的,一方面怕“做規矩”的學校會壓抑孩子的天性;另一方面怕“如果孩子在中國卻有著美國教育下那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怎麼融入周圍環境呢?”

被這種擔憂“趕回國外”的海歸不是少數。有“矽谷三劍客”之稱的鄧峰和兩位好友一手打造的公司Netscreen,在美國創造了40億美元的並購神話。2005年,鄧鋒帶著妻兒和在美國得到的“第一桶金”悄然回國,在北京清華科技園科技大廈這座剛剛落成的寫字樓裏做風險投資。

開始,鄧峰的孩子被送到位於順義區的國際學校上學,由於距離鄧峰上班地太遠,親情交流困難,又轉學到中關村四小,因為孩子難以適應國內教育模式,最終回到美國。

而今鄧峰只能“海鷗式”地中國、美國兩邊跑。

很多海歸父母向記者表示,“近年來,政府對高級科技海歸人才的子女教育非常重視。其就業的高校、企業,當地政府都會主動幫助解決子女入學問題。但中西教育之間的差距才是真正讓海歸父母們擔憂的,不適應國內的那一套吧,怕孩子升學考試要吃虧;適應吧,又太壓抑孩子的個性。”甚至有人把這種無奈稱為 “中國現行教育是阻攔海歸報效祖國的馬奇諾防線”。

最後悔:

創業還不如炒房

“先生對中凱城市之光的房子感興趣嗎?我們公司有最新房源。”朱曉迅走出上海電視臺的大門,快步來到對面的小區門口想攔輛計程車,結果被幾個在小區門口蹲守的地産仲介人員圍住,遞給他好幾張印滿房子面積、價格的房源單。“兩房,108平方米,精裝修750萬元”,朱曉迅掃了一眼,迅速鑽進身旁的計程車,身後中凱城市之光小區氣派的歐式大門像十年前一樣,在他人生的後視鏡裏漸行漸遠。不一樣的是,他不再是當年那個毅然賣房創業的意氣風發的年輕海歸,而是一個身材已經發福,卻仍為自己的小公司能否生存下來而打拼的中年人。

“我賣掉中凱的房子時,一平方米不到兩萬元。”在車上,朱曉迅若有所思地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末,廈門人朱曉迅從上海一所重點大學畢業,進入西門子公司後被派往海外工作。“海外的經歷使我萌發了創業的念頭。”兩年後,朱曉迅毅然辭職,並説服當了一輩子大學老師的父母,把他們在中凱城市之光買給自己做婚房的房子賣掉,拿著錢來到北京中關村創業。

幾年下來,朱曉迅的公司略有盈餘。但他“從沒想過買房子,總想著先發展事業,房子以後再説。”2007年,朱曉迅關掉在北京的公司,到上海搞起了文化傳播公司,女友也辭去北京一家國企的工作來上海幫助他。“我手裏沒有什麼核心技術,主要是靠以前的人脈拉些單,換句話説,我的核心資源是人脈。”

朱曉迅的“這些單”大多是大型電信企業一層層轉包下來的,他像食物鏈最低端的一環,與數不清的和自己一樣的“小蝦米”公司爭搶著食物殘渣。正是因為缺少核心技術資源,朱曉迅覺得沒有發展前途,想“早點轉型做文化商人”。

重回闊別多年的上海後,朱曉迅發現唯一的“核心資源”——人脈,在一個全新的地方也沒有了。朱曉迅的人脈來自於他早年在海外工作時接觸的人和公司。“五百強公司的平臺太好了,給市長打電話,對方馬上就接。但自己創業了才發現,大公司的平臺沒了,你在那些領導眼裏什麼也不是。”為了擴大人脈,朱曉迅還報讀了上海交大的EMBA班。

朱曉迅沒有想到創業如此之難,而且這個“饑一頓飽一頓”的創業階段持續了十年,似乎還未看到升級的希望。

第一次去上海電視臺和一個欄目洽談業務時,華燈初上,朱曉迅指著電視臺對面的小區對女友説:“等公司發展好了,我一定會把這裡的房子買回來。”

但很快朱曉迅發現,他小小的文化傳播公司能在上海灘不翻船已是萬幸,至於賺錢買回中凱城市之光房子的誓言已經變得遙不可及。今年年初,相處多年的女朋友離開他重返北京。朱曉迅苦笑著告訴記者:“怎麼攔她呢,回北京我也買不起房啊,讓我現在關閉公司套現去買套小房子,然後找份白領工作,過一輩子嗎?那我當初為什麼要創業?”

對於“回國創業後悔嗎?”這個問題,朱曉迅的回答耐人尋味:“如果從人生價值説,回國創業我不後悔,即使沒有賺到什麼錢,但我看到了不同的人生風景。如果從世俗的成功標準來看,我當初不如不去創業而是去炒房,第一桶金會來得更快一些。”

最失望:

我的idea不值錢

“我不是不能吃苦,在英國讀書的時候一天打工十來個小時,晚上回去還要看書寫論文,一天就睡三四個小時。”李燕能吃苦,但回國創業之後,她發現有些事不是吃苦就能解決的。

2004年,李燕從英國一所著名大學設計專業畢業,回國幹起了室內設計師。她總結了上海老公房常見的幾種房型,自己設計了一套適合“螺絲殼裏做道場”的折疊傢具模板。“客戶很滿意,但很快就被同行copy去了。”而李燕在每一個項目裏,所做的只能是“免費贈送的設計”那一部分,通過工程的監督來賺錢。“我不敢相信,怎麼國內的家裝設計大多數是免費的呢?設計師的勞動沒有價值嗎?老闆竟然説,創意能值幾個錢,工程單上,幾項輔料數目後加個1,就賺出來了。”

李燕常常去以創意聞名的瑞典傢具品牌“宜家”商場,摸摸、看看,她羨慕那些設計師。“你看,宜家為了使一個座椅在保證品質的前提下成本控制在千元以內,會嘗試數百種材料、近千種組合、上千次試驗。但我們沒有一家企業有這樣的耐心和遠見,我們的企業家沒有人為創意支付工資。”

2007年,李燕借遍了親戚朋友,湊了十幾萬元,自己開起了家居設計工作室。“我漸漸開始理解以前的老闆了。中國的消費者還沒有為創意付錢的意識,但每月到了那一天,房租、水電、員工工資卻一定要發的,在材料數目上加個1,是最快捷最有效的辦法。”

李燕很無奈,她開始使用自己曾經最不屑的套路:用設計模板,十分鐘搞定一個家居設計,作為免費贈送的內容,吸引客戶。“‘釣魚’而已。”李燕毫不掩飾地説。

記者一再追問 “創業過程中感覺最煩惱的事”,李燕回答:“沒有一件不煩惱的。”首先,裝修公司不是政府支援的“高科技類型企業”,沒有扶持政策,小額貸款更是無從談起,只能“家庭銀行貸款”。公司選址時,“一些所謂的辦公場所優惠只是針對大學剛畢業的創業者,我也夠不上。”

為了節省公司開支,李燕找了兼職的財務人員,“退休的會計,一個月來做一回賬,比請一個全職的便宜多了,還不用給他繳納四金。”説到這,李燕想了想,自嘲似地笑著説:“我如果現在剛畢業,找工作恐怕就很難了,找我的成本比找一個退休兼職的成本高啊。”

更讓李燕覺得喘不過氣的是,“稅太高了,企業所得稅25%,增值稅17%。”對於記者提起的種種針對留學歸國人員創業的優惠政策,李燕一開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還有這個政策啊,我要去打聽打聽。”但隨即,她又失落地説:“算了,優惠都要大公司、大項目、高科技,我這個小裝修公司輪不上啊。”

給海歸創業多一點呵護

比爾·蓋茨創業之初,就是在他家中的自己房間裏;google創業之初,就在一輛拖車的後車廂裏。美國的房價不比上海便宜,但對創業者,美國的房價和政策預留了極大的空間給他們。

對於那些小型甚至是微型的公司,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給予了最大關照。

近日,記者在世博園專訪法國大巴黎區議會副主席Jean Vincent Place,問他為何總是鍾情于帶中小企業商務團出國考察。他認真地回答:“我們始終認為最有活力的經濟體是中小型公司,他們是技術創新的主體。而一些大公司往往由於規模效應,更側重於融資手段發展自己。即使是微軟這樣的巨型企業,也都是從小企業發展過來的。我相信我帶出來的這些企業,有一天也會成為新的微軟。”

反觀國內,海歸創業大多是從微小起步,卻總是缺乏這樣的呵護。在所有支援海歸創業的文件中,“高科技”、“現代金融服務業”等詞彙出現的頻率最高。開發出符合空間最佳利用率的傢具模板,不是“科技改變生活”嗎?開拓一種新的媒體平臺,不是現代服務業的進步嗎?誰能説朱曉迅日後不會變成中國的默克爾,誰能説李燕日後不會創立中國的“宜家”?

如果真要優化創業環境,我們應該讓高校裏的海歸學者放心,你的孩子在中國學校接受的是尊重的教育;還應該告訴那些社區門口開著創意小店的海歸,我們將以較低的房租和稅費支援你,海納百川的上海絕不會讓一個月的房租扼殺未來的比爾·蓋茨。(陳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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