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孫曉明
從語言和個人特質的創造角度，重新評價當代中國油畫藝術的語言模倣問題，是當代藝術繞不過去的問題。
在過去十幾年，當代寫實油畫的價值因為各種原因被過度誇大了。九十年代中後期，西方人重視圖像的中國政治和符號特徵，使得語言水準不夠的當代油畫被套上了國際光環，而在最近數年的市場泡沫中則被進一步誇張性的放大，甚至有一些畫家、批評家和暴發戶無知的宣稱中國油畫已經趕上西方水準。
從三十年油畫展看，由於這兩代人沒有很好地接受過系統而高水準的寫實訓練，其油畫訓練和技術實際上不如民國時期和80後一代，當代三十年這一段恰恰是技術感覺最低的。無論從對人性及其個人特質的表現，實際上都不如民國和80後的繪畫感覺。這一點是必須首先承認的，其次才是一個道德諒解的問題，即這一代人的教育訓練及其早期的視野不足是由歷史和政治造成的。但他們也有自己這一代的優勢，這一代人的繪畫有大時代的精神和八十年代那種崇高而凝重的氣度。
50後一代的學者和投資人通常將一種歷史“情感”帶入關於這段歷史的評價，但歷史評價通常是不能同情“宿命”的。歐洲中世紀作為一個黑暗時期，沒有創造出什麼偉大的藝術，但歐洲藝術史學者從來不會説中世紀的藝術家是人類史上最不容易的，應該給他們在歷史中一席之地或者重要之位。歷史幾百年創造不出傑作是很正常的，大部分人註定會成為歷史和藝術史的“鋪路石”。
從徐悲鴻倡導西方寫實主義在中國的正統地位後，當代三十年寫實油畫的基本方式並未脫離徐悲鴻模式，即將西方的語言半改造半模倣，加上中國的主題性內容，即使半改造層面，也只是在最低端的清朝郎世寧的技術組合和民國的月份牌模式。當代寫實油畫只不過模倣改造對象和主題不同而已。
整個二十世紀的西方現代藝術，寫實藝術已經轉移到攝影、電影、Video和新媒體藝術領域，現代繪畫轉向了抽象藝術和表現主義等主觀表現的形式。西方的現代繪畫實際上在向東方的主觀繪畫形式大規模靠攏，中國的現代繪畫卻在大規模引進和學習西方的寫實訓練方法。這是一個很值得重新反省的歷史現象，即中國和西方都在向對方十九世紀以前的傳統大規模學習。中國引進西方的寫實繪畫方法可追溯自明代晚期，直至民國大規模興辦以寫實繪畫訓練為主的現代美術學院，以及將西方的古典和近代畫法融入左翼、民族主義和城市中産階級主題的民國油畫當作現代新派繪畫，這一段時期尚屬正常。但1949年以後以寫實油畫為正統則是意識形態宣傳藝術和中國革命者對現代藝術的無知所致。
這導致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但寫實油畫扭曲中國現當代藝術的命運卻並未因為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和八五新潮而終結。我們的當代藝術進程似乎正為寫實油畫所“綁架”，從八十年代始，在徐悲鴻模式訓練出來的一代畫家還是在徐悲鴻模式中反徐悲鴻；進入九十年代，西方的後殖民藝術體系繼續強化了寫實繪畫的光環；進入新世紀後五年，沒有受過現代藝術啟蒙的暴發戶、收藏家、投資人、記者以及各階層加盟的從業人員繼續在這個基礎上膜拜和推崇寫實油畫，港臺、東南亞等亞洲的藝術商人甚至西方的藝術商人也一起加入中國寫實油畫炒作的神話，而年輕一代畫家則將這個成功“幻影”當作藝術的真理。
中國的學院教育體系也還在誤導一代代年輕的學子，將大量的學費和才華浪費在基礎的寫實技術訓練。這是徐悲鴻等人對寫實學院訓練的學科認識的誤區及其後期的通過政治對學院教育的壟斷所致。徐悲鴻認為寫實訓練是一切造型的基礎，有了對解剖、透視和色彩的訓練，即使創作形象變形的表現主義也是有益的。這句話在理論上沒有錯，但實踐上是做不到的，做到了也沒有意義。比如，寫實訓練作為一種基礎練習耗費三年是可以的，但如果十年如一日的訓練，則這種訓練方法必然成為束縛人的想像力和自由精神的思維習性。
自十九世紀末始，中國對西方寫實主義繪畫形式的興趣，有諸多特定的歷史原因，比如，西方工業和機器時代的強勢造成的科學主義話語，使得寫實主義成為科學文化的一個標誌；中國逐漸興起的都市現代設計和大眾文化，如建築、服裝和傢具設計等，以及漫畫、月份牌、廣告畫等；中國傳統人物畫的寫實手段及其對人性的表現不夠，而西方在這方面的強項值得中國吸收，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左翼和抗戰宣傳畫；這些因素都促使西方寫實主義進入中國。
但中國在過去一個世紀沒有注意到，西方資本主義造成的機器工業及其造成的物質主義、虛無主義，以及攝影、電影和新媒體技術的發明，恰恰使得西方現代藝術遠離了寫實主義繪畫，儘管偶爾有幾個寫實畫家創新的個例，但大體的歷史趨勢是不變的。西方現代藝術不是轉向所謂的科學主義的寫實藝術，而是轉向更心靈化、主觀化、非寫實化和觀念化的自由藝術方向。
20世紀後半期之後，中國的寫實繪畫因為三個權力群體的三次誤導，卻始終讓二、三流水準的寫實油畫成為中國藝術教育、市場和公眾輿論的主流。這並不是中國的文化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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