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衛
《中國士紳》是費孝通先生的一部社會學人類學著作,其中七篇關於中國社會結構的論文,是以費孝通先生在1947-1948年間發表在中國報紙上的文章為基礎。另外附加的六篇則是有關中國士紳的生活史。這些生活史是周榮德先生1943-1946年間在雲南地區從事中國士紳研究的一些田野調查,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佐證費孝通先生在闡述這一問題時的洞見。此書曾由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芝加哥學派奠基人羅伯特·帕克的女兒瑪格麗特翻譯編輯,于1953年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但由於當時國內的形勢使得中國學者與海外的交流阻斷,所以未能傳播到漢語世界。直到2009年,由三聯書店出版、趙旭東和秦志傑翻譯的中文版在中國面世,才讓費孝通先生這項早年的研究成果拂去浮塵,重見天日。儘管時間已經過去60多年了,但今天讀來卻是“晚來香如故”。可見,知識沒有選進與落後,關鍵在於深刻,在於真知灼見。
與費孝通先生的另一部社會學人類學名著《鄉土中國》不同的是,《中國士紳》側重的主要是對知識分子階層的分析,即所謂士紳階層在社會結構中扮演的角色與所起的作用。這就將問題引向了社會結構的中樞神經。因為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用荀子的話説是“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轉移到康得那裏就是“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所以,知識分子的守與棄,都能夠作為晴雨錶,反映出社會生活的底蘊。費孝通先生的《中國士紳》,就是從田野調查入手,通過大量取證,説明瞭知識分子乃是社會生活不變的脊梁。他清楚地告訴我們,近代中國雖然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張之洞),但只要有一個核心價值存在,有士紳即知識分子們的捍衛,社會生活仍然不會徹底崩塌,並能夠通過自我創造性地轉換,重建起新的文明秩序。我由此想到今天中國的當代藝術,到底應該守持什麼?又應該放棄什麼?如果只是為時而語,贏得廟堂之上的那點輝煌,結果恐怕就是“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這可不僅只是丟掉了“真詩在民間”的傳統,更是丟掉了自我的存在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