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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説白石老人的農民畫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8-18 17:18:55 | 文章來源: 湛然的部落格

文/湛然

齊白石,如果不是一個農民木工,不保持他那農民特有的性情,那麼就沒有了白石老人的藝術。老人把農民的“真”發揮到了絕對淋漓盡致的地步,這和他一生所追求的百姓生活是分不開的。雖然他晚年得福,光彩照人,但是那種農民的情懷,樂觀的人生態度,不驕不躁的性格,一直很好的保留了下來。或許是因為徐渭,八大之悲慘的人生疾苦,而深深懂得了他們的藝術,所以更堅定了白石老人那副平常之心和民族氣節。

當我們把藝術和社會放在一起研究,方能發現為何白石藝術一定會脫穎而出,其實都是必然的。齊白石生活在文人畫掙扎的兩難之間,表面看似瘋狂,實質氣術已盡,要想突破卻不知道如何創新,在新老交叉的歷史特殊時期,齊白石經歷了搖搖欲墜的清朝,半殖半封建,中華民國,新中國建立的滄桑巨變。因為自幾乎所有人主動和被動得去欣賞徐渭,八大,石濤,揚州八怪,以示為時尚之後,無病呻吟的腔調也必然會出來,做作之後,那麼庸俗就開始了。尤其是人們一度把四王顛覆的一文不值,推崇四僧的喜新厭舊,令文人畫進入空前的盛時,但是一旦達到某個高度,又無法超越之後,必定是物極必反,終於應該進入長長的休眠期了,那麼新的畫派就要出現了,這就是藝術的一個規律,主流和偏流向來在時間上決定勝負,交換位置。

王維,蘇軾開創的人文畫,千餘年來,起起落落,風雲不再。有人説吳昌碩是終極了文人畫的最後一個畫家,而我個人的看法是揚州八怪才是文人畫的終極者。吳昌碩作品裏文人畫的東西不多,他更多的體現出了氣節與喜慶的東西,潘天壽則更是在吳昌碩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大了這樣的氣節,這也算是中國畫家成功擺脫古人的一種變革。當然他們的畫面裏肯定是缺少了文人畫特有的悲,清,靜,病,怪的意境,但藝術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能夠畫出符合時代精神的東西,才是真正的藝術,他們也是當之無愧的。

齊白石的那個時代,雖然有徐悲鴻式的西方繪畫理念大量的進入各大院校,但是藝術與現實原本就有脫節,再説了所謂的中西結合,不是一下就能夠折騰出來,並且被接受了的。某些程度來説,徐悲鴻的中西結合明顯體現在了形式上,而不是在內涵上,統一性不夠,有種水土不服之感的怪異。於是在這樣新老交接的環境下,齊白石那淳樸,性情,毫無做作的作品,自然能讓人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這就是天時地利人和交匯出來的白石藝術。白石的作品情趣自然,小中見大,真情流露,憨厚樸實,雅俗共賞。稍有遺憾的是,沒有能看到體現出中國魂的震撼作品,但也無礙于他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了,白石藝術符合了那個時代的脈搏。

回過來看看白石作品的風光時期,也正是體現了新中國農民的精神面貌。在那個打破傳統,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齊白石獲得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和國際和平金獎,接著一些名譽上的東西全部來了。這也是當時中國在政治上抗衡台灣西化的一些宣傳,表現出民族精神的一個體現,就藝術而言還應該有本土又民族性的作品出現。雖然西方藝術理念之改革,造就了徐悲鴻式的美術教育制度,他們大量吹鼓西方藝術,華而不實。其實也是某些國家領導人對藝術不懂裝懂,而造成了的藝術倒退。

這裡有畢加索會見張大千是的談話,他曾發怒的責問張大千:“在這個世界上談藝術,第一就是你們中國人有藝術,我就不明白,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跑到巴黎去學習藝術!這不是舍本逐末嗎?”,我不知道如果當時被這個生搬硬套的徐悲鴻聽了是否要臉紅。再説説他曾吹鼓張大千是五百年來第一人之時,張大千還只是個臨摹高手,最值得驕傲的潑墨潑彩萌芽還沒有出現呢?當然雖然形式上美院被西化了,但是也有國畫班,只是冷冷清清,而全國倒西派和擁西派的爭鬥無時無刻不再進行著。再説了新中國也是農民打下了的,所以白石老人符合時代精神的國畫農民畫是沒有道理不成為最大的閃光點的,在那種環境裏也是註定要出來的。

有人説如果沒有徐悲鴻,也就沒有了齊白石,我認為這也不完全正確。徐悲鴻確實是愛才,但是對於劉海粟打擊與壓制從未怠慢過,甚至把徐志摩也牽涉了進去。當藝術與政治,利益,糾纏在一起之後,都是説不清了,這個時候齊白石的出現也就正常不過了,他總得還有自己的團隊吧!老實説能夠成為藝術大家的都是天才,但是不努力絕對是不行的。有智慧的畫家更應該的是找對自己發展的路子,把真實的感受畫出來。齊白石成功的最關鍵一年,應該是在他五十七歲定居北京後的衰年變法。因為齊白石最喜歡的畫家是徐渭,八大山人,而一旦喜歡上了,愛屋及烏之後,或許就出不來。於是在陳師曾的勸解之下,決定拋棄幾十來年的原有畫法,有白石老人的狠話是如此説:“余作畫數十年,未稱已意。從此決定大變,不欲人知,即餓死京華,公等勿憐,乃余或可自問快心時也。”方向明瞭之後,終於畫出了自己的國畫風格農民畫,把大俗大雅玩到了極點,以至有了今天的白石藝術。

我這裡説白石老人的畫是農民畫,一點沒有貶低的意思,相反的是提到了一個極其高的高度,他就是中國農民畫的創始人,他成功得把國畫推向了另外一個高峰,擴大了中國畫的全新面貌,這就是白石的農民畫出現而帶來的嶄新概念,也真正符合了他提出的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作畫妙在似與非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真正的大俗大雅了,一個真正的農民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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