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天中
“我們為什麼做不了《功夫熊貓》”?
這是《中國文化報》上的一篇調查報告的標題。這篇報告是為“中國文化品牌建設”作診斷,但我覺得診斷是繞著問題外緣走,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核心。
熊貓出在中國,但我們沒做出《功夫熊貓》。如果眼光放遠些,我們還會看到,經歷了八年抗戰、三年饑荒、十年文革的我們,也沒能做出一部足以表現中國人歷史處境和歷史命運的文學、電影作品。而世界上描寫這一類巨大悲劇的文學、影視作品已經出現了不少。它們確實感動了全人類。
但是應該看到,我們也有許多外國人所做不了,而且永遠做不出來的東西,比如奧運開幕式的盛大場面、流光溢彩的“紅色經典”以及趙本山和他高徒的小品等等。
為什麼我們做這些東西得心應手?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我們並不是什麼也做不來,而是做起某些事情十分內行,做起另外一些事情永遠外行。
假如有朝一日,美國或者歐洲某國文化界突然覺醒,思考他們為什麼出不了“紅色經典”和趙本山,他們會在市場體制和經濟條件上去找原因嗎?
精神産品的問題當然與經濟有關,但更加重要的不在那裏。出不了某種藝術作品的原因,既不在經濟條件,也不在“國際化程度”,更不在“市場細化”不夠,而在於我們社會文化和心理格局,在於我們民族的(至少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和文化趣味。如果這方面沒有變化,我們不但做不了《功夫熊貓》,而且可以肯定永遠出不了足以感動全人類的文學作品。
公共媒體總是繞開現實心理、感情和文化問題,這也是外國做不了的事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