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國：瞿老師您好，今天做您這個專訪是因為您下午的這個展覽，您能否對您今天的這一系列作品做一個介紹？
瞿廣慈：因為我從97年研究生畢業之後多現在已經有十年多了，這十年裏，如同我們整個國家的變化一樣，每個人都在變化，我們的藝術創作和藝術理念始終在發生變化，並不是説我們想守住某種理念，其實想守也守不住。在整個創造過程當中，希望嘗試著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切入點來反映內心的一些問題，但是這個基本面是一致的，但是我覺得最初的時候做一些風氣化的東西跟教育有關係，因為我們的學院基本上不教你什麼對問題的認識，基本上就是教你技術，以及怎麼做得更漂亮、更符合標準，從這個角度來説我覺得我也做到了，但是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以及對事物認識的不斷的加深和改變，我發現原有的那種表達方式和模式已經遠遠不足以使我覺得自身存在的份量，所以就開始進行另外一些嘗試。我這批東西其實也是我近幾年做這類題材的一個延續，或者相對而言是比較新的作品，相對而言從積量上面更大一點，或者説從形式上希望有一些突破。
藝術中國：為了這次採訪我對您的作品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梳理，整理出了您從學院到之後的獨立藝術家這麼一個過程，大概分為這麼幾步:從最開始在中央美院學習的過程中，您主要做的是偏向於學院派的寫實雕塑。之後當您從學院這個系統出來之後做的是這一批帶有強烈的個人符號化，或者説是某一個特定時期的社會符號化的作品，最近做的應該是一些相對新型材料的運用，比如説不銹鋼、透明樹脂，還有亞克力板這些，我關注到您在前不久于草場地三尚空間做的一個合展，叫做《指鹿為馬》，當時跟您一起合作的三位藝術家分別是向京, 陳文令和曹暉，他們三個人的作品都是以寫實為主要手段，當您把您的裝置擺在一起做展覽的時候，我近距離的關注到您在不停的擺脫雕塑的固有概念以及表現形式，通過您的獨立的人生觀,價值觀在不停擺脫的過程中，請問您是不是有一個較為固定的思維模式或者創作的脈絡？
瞿廣慈：我創作的內容實際上是隨著我的個人命運改變而改變的，或者説在我個人命運改變的過程當中，隨著整個一個大的氣侯和外部環境發生了一些轉變，這種轉變比較有意思的地方是，我自己也沒有轉變好，或者説我自己也沒有完全意識到未來會怎麼樣，但是很多時候是主動的。我最應該從我讀書的生涯開始，我原來在浙江美院附中，後來杭州畢業完了就直接到北京讀書了。從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到了北京這樣一個政治化為中心的地方，對我們的衝擊也比較大，那幾年剛好趕上我們國家，從文化的角度來説，或者更進一步來説，從體制的很多變化來説，實際上北京是最前沿的也是最敏感的地帶。因為沒有涉及到個人命運，沒有特別強烈的意識到這種東西。但是後來我讀了本科和研究生，等到研究生快畢業的時候，比如説在找工作、留校方面出了一些問題，我不得不和太太一起回到上海，因為那時候一直很想留在北京，大的環境又起變化了，我就到一所大學裏頭當老師，創造了一個雕塑專業，自己組織了一個畫廊，後來又當了幾年的領導。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就逐步逐步的認識到，如果我們始終只是在探尋一個作品語言形式的話，其實是有點裝模作樣，或者對我生在這個時代、活在這個時代的社會命運，我覺得是不對的，或者説無法使我真正的表達出我的存在。所以我就開始做一些我認為能體現我個人想法和我背後發生那些事情的作品。
去學院基本上就是給你一個技術，當然在讀書期間也碰到一些像隋建國老師這樣優秀的老師，對我們或人生觀或價值觀影響巨大的人，應該説學院教育來説，他是個啟蒙者。包括我們後來《指鹿為馬》的這四個人，其實不管是從學識還是從那種對藝術或人生的理解上，多多少少都受過影響，這跟他們那一帶人的耕耘或者説披荊斬棘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對我自己個人而言，真正的成長是因為離開了學校，離開了中央美院這麼一個金字招牌，離開了中央美院，離開了這些老師之後，從個人成長的角度來説，我已經不需要這些人了，不然始終是覺得是個學生，始終在對和錯當中徘徊，是永遠走不出來的。學習這個拐杖在早期的時候非常重要，但是當成長的時候必須要扔掉這個拐杖，不然也無法真正成為你老師所期望的樣子。我後來也當過老師，我越來越發的感受到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這種關係。我在大概七年的教師生涯當中也的確嘗試了很多的其他的語言表達方式，就像你説的，你看過我做過很多跟這些作品截然不同的一些作品。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套語言的模式。有些朋友跟我説，説你這個人挺有意思的，用這種語言以內容來表達你創作的最初想法的一種方式。其實我在當老師的時候就是這樣，就在不斷的嘗試，其實你往前看，很多老先生，比我們高一代的老師都是這樣過來的，只不過他們沒有在我們的領域內，幅度沒有那麼大而已。或者説他們沒有我們這麼多充裕的時間，由於他們的啟蒙我們覺醒的更早一點，嘗試的更多一點。
不管怎麼樣，做一個作品如果是有感而發的，它有什麼樣的結果，就像一個探測儀一樣，你的作品就是一個探測儀，從自己身上找出試探，一個振動或者一個溫暖的一個儀器而已。説句實在的，我不是很喜歡往回看的人，我喜歡往前走。不管曾經做過一些作品是成功了，或者不滿意，或者別人怎麼説，對我來説並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還在往前走。所以前面的東西都不是非常重要。
藝術中國：謝謝您。您剛才所説的，您説到隋建國先生，我想知道，他對您的影響具體是在哪些領域？
瞿廣慈：我覺得很多時候，一個老師，在那個時代，他是一個實踐者，我們是一個旁觀者，我們是一個觀眾。就像過去很多，説自己是幫著打球的撿球的人，我們就是撿球的，隋老師是打球的運動員。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師，其實以身作則，自己做作品，比任何語言都重要。一個説了半天的人，他必須會實踐，偉大的是實踐者。到目前為止，我們看他們，對他們的判斷，也是看他們的作品來判斷，而不是他們説了什麼。因為在整個中國的教育當中，始終包含了一個謊言的部分，人也是這樣，過去我們很容易被一些語言所忽悠，現在到這個年齡已經不可能了。任何一種我們認為的，不管是行動還是語言，我們都能夠感受到，能夠捕捉到，所以我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到我們這個年齡能感受到時間是有限的，過去我們感受不到，年輕的時候，永遠是覺得時光是可以奢侈掉的，奢侈掉就意味著可能是永遠花不完的，其實不完全。到現在我們終於知道，它是有一個限度的。當有一個限度時，我們看到很多事情。
藝術中國：我還想知道，您作為一個大眾所認知的成功的當代藝術家，您是如何看待藝術家在這個時代所扮演的角色？從以前您的文字中，您認為藝術家應該以一種更為日常的方式，來參與到時代社會的現實存在著，我想聽一下您更細緻的講解。
瞿廣慈：不是説一個時代的存在。如果我想從時代的存在角度來説，過了多少年之後，比如説我們看唐朝，唐朝已經不存在了，我們只能通過他保留的一些東西來看他們當時是什麼樣的精神面貌，以及那個時代的人是不是具有一種野心，或者膨脹心，或者一種社會的狀態。每一代肯定要給下一代留下一些東西，或者我們説的遺産，這種遺産可能是物質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我覺得，藝術創作肯定是這兩方面都會有的。作為一個現時代，我們給另外一個世界，或者西方世界一種中國當代藝術，西方人是通過中國當代的變動來看待中國當代藝術的，看到中國當代藝術之後，也反過來了解中國現象之外的一些內在的東西。我想這些東西跟人一樣，任何的軟肋、任何的命門其實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其實每個藝術家能夠意識到這一點就是一種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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