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黃藝術館默默地在亞運村立足已近20年，最近，這家藝術館又收穫了從未有過的人氣。自徐悲鴻藝術大展在炎黃藝術館開展以來，超過10萬人來這裡參觀，觀眾最多時，蜿蜒的隊伍甚至延伸到了藝術館對面的過街天橋。但即便如此，恐怕依然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座博物館是我國第一座民辦公助的大型藝術館，它的創建者就是以畫驢而聞名天下的藝術家黃胄。為了表達對藝術大師的深切懷念，本報專訪到黃胄的夫人鄭聞慧，她為我們講述了黃胄鮮為人知的身份。
黃胄
(1925～1997年)，河北省蠡縣人。原姓梁，名淦堂，字映齋。“黃胄”是他上學時為自己起的筆名。因為在一次體育比賽中,黃胄班級獲得一面體育比賽的錦旗，上面寫著“炎黃之胄”，其意是説我們中華民族的每一個人都是黃帝和炎帝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後代。黃胄便取其中“黃胄”二字為筆名，並首先用在為魯迅《示眾》一文所作的插圖上，後一直沿用了下來，有時也署“梁黃胄”。黃胄曾任中國畫研究院副院長，北京炎黃藝術館第一任理事長兼館長，是一位承載著中外盛譽的藝術家。黃胄擅長中國人物畫和動物畫，尤以畫新疆人物和驢著稱。他的代表作有《洪荒風雪》《載歌行》《百驢圖》《叼羊圖》《牧馬圖》《草原逐戲圖》《草原八月》《松鷹圖》等。
社會活動家黃胄
人們常説，梁黃胄不僅是一位人民藝術家，同時還是社會活動家。在我看來，的確如此。
上世紀80年代初，黃胄與畫家李可染、蔡若虹、華君武等共同創建了中國畫研究院。那時，黃胄剛從新疆采風回來，當時的文化部部長黃鎮打算建立中國畫研究院，需要一個既能幹又肯幹的人，因而選定了黃胄。但黃胄認為自己當時太年輕，便推薦了李可染當院長，他來管理日常工作。
中國畫研究院籌建之初，找了很多地方，後來選定的辦公地點離紫竹院不遠。那時，好多單位都瞄上了這塊寶地。黃胄立即擬好文件，自己為手續奔波，當其他單位還在盤算這塊地時，中國畫研究院的徵地手續已經辦完了。黃胄的活動能力也是從那時開始就體現出來了。
在當時，黃胄籌建中國畫研究院的影響力非常大。他一心一意要建成一座比較現代化的繪畫藝術最高學府，曾多方面徵求畫家們的意見，並聽取建築界人士的看法。可以這樣説，黃胄是逢人就大談自己的設想。那段時間，他無暇顧及畫畫，只想著他的“中國畫研究院”。為了中國畫研究院的開幕，黃胄親自到安徽涇縣定了一批宣紙，其中不少是用桑皮代替檀皮做的，為的就是提高畫家的繪畫效果，有的紙還印上了“中國畫研究院成立紀念”的紋樣。現在看來，這批紙不僅有實用價值，還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而這種做法在那時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我記得，黃胄還把李可染先生及自己的畫做成墨，他做的墨叫“伏櫪堂”墨，取其老驥伏櫪之意，以便作為在研究院正式成立時贈送友人的寶貴禮品。
在中國畫研究院動工後，黃胄也是忙前顧後，就連和裝修工程隊一塊錢一塊錢地往下侃價，他都樂此不疲。不過，黃胄有一個很好的習慣，就是即便在這樣忙亂的情況下，只要他在家裏待上一會兒，就可以坐下來畫一兩幅小品或者寫一兩張書法。
黃胄自幼愛好繪畫。他曾告訴我，他上學時喜歡在書本上涂畫，寫大倣時常常中途輟筆，畫起戲中人。就連給父親寫信，他也要畫上幾個小人。黃胄還為我講過，他在上中學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有一次，他只用了一個晚上便以漫畫形式為學校畫出了用於一個展覽的全部作品。這也可見黃胄畫得多麼快，多麼靈光。
其實，1943年，黃胄拜著名畫家趙望雲為師時，趙先生説他已經畫得很好了。名師教的學生能超過名師的，少之又少，黃胄卻是其中之一——他受過趙先生的直接影響，後來卻仍能獨立門戶，在畫史上的地位也似乎更高，可以説這是他的天才因素決定的。
1981年11月1日，中國畫研究院正式成立，但黃胄的工作卻遇到了阻力。文化部當時每年給中國畫研究院的經費只有十來萬元，一部分用於租藻鑒堂，還要交給北京市服務局12萬元，剩下來的錢才能給研究院的工作人員發工資。文化部明確中國畫研究院是所謂的補差單位，換句話説，不夠的經費只能讓他們“自籌”。所謂“自籌”，便是“賣畫”，或以黃胄等人的畫換回物品，這個籌錢的擔子也就落到了黃胄身上。於是，他四處奔走，精打細算。
後來，我聽院裏的工作人員講，有人説黃胄不像一個畫家，倒像一個商人。還有人寫匿名信。黃胄為建中國畫研究院付出那麼多汗水，但收到的卻是委屈和眼淚，在這種情況下，他離開了中國畫研究院。但黃胄心裏還是想著要推動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後來他便有了建立炎黃藝術館的想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