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外景
台北故宮館藏精品文物
這是戰爭史、文化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文物大遷徙，近兩萬箱故宮歷代皇帝收集的無價之寶跋涉萬里南遷，部分輾轉至台灣，幾經波折，最後落定台北外雙溪。
時至今日，很多中國人還並不知道，中國其實有兩座故宮博物院，一座在北京，一座在台北。它們分離了整整60年。歷經滄桑，幾度輾轉的絕世珍寶依然在台北故宮中閃爍光輝，而身居異鄉的文物守護者們卻帶著濃郁的鄉愁漸行漸遠……
“第一次看到台北故宮的時候，有一種説不出來的感覺，總覺得那是不可能被我靠近的。”胡驍説。
2003年，胡驍隨九洲文化傳播中心出訪台灣，安排好其他工作，就直奔位於台北市郊外雙溪的台北故宮。在他的印象裏，“人很多，熙熙攘攘的，台灣中小學生有課堂就設在那兒，不斷地有學生參觀。還有日本、南韓和歐美的遊客，可以看見各種膚色和地域的人，唯獨沒有大陸人。”彼時的台灣還沒有對大陸民眾開放旅遊，台北故宮更是一塊神秘之地。
在展廳裏，胡驍見到了毛公鼎、散氏盤、琺瑯彩瓷器等珍品古物，“在此之前，我只在照片和文字上看到過它們，見到真東西的時候，那種激動的心情是難以言説的。”
也正是在這次出訪中，胡驍一行拜訪了台北故宮方面若干位專家學者，與他們建立了最初的聯繫，並一步步深入下去，為3年後開拍的紀錄片《台北故宮》埋下了伏筆。
如今回憶起來，作為《台北故宮》總撰稿的胡驍坦言，“這個過程很曲折也很艱難，有很多戲劇性的東西，如果沒有這些人，那我們這個片子也做不成，他們給了我們非常巨大的支援。”
歷時兩年創作的12集紀錄片《台北故宮》為一段塵封70餘年的歷史記憶莊重揭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其實已經遠遠超越了一般紀錄片所承載的東西。
晚年的莊嚴
從廟堂之高到江湖之遠
落成于1965年的台北故宮，建築歷史其實並不久遠，卻和北京故宮一樣聞名天下，在世界博物館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這裡收藏著65萬件藝術珍品，其中絕大部分遷自北京故宮博物院，是清宮舊藏與遺存，堪稱“國之至寶”。
講述台北故宮的歷史，這些“國之至寶”輾轉遷臺的過程和與之相關的人物的命運，顯然都是不得不提到的。胡驍説，在紀錄片《台北故宮》裏，也相應地存在3條線索，文物、人（不光是文物遷臺親歷者，還有他們的後代和部下，以及現在的一些人）、歷史。人物的命運和文物的命運是不可分的，這3條線索滾動糾纏，交叉在一起。整個片子會有點像一個連續劇，故事性很強。
事實上，真實的歷史遠比連續劇要豐富多彩、跌宕起伏得多。
1931年，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東三省3個月內相繼淪陷。此時幾百公里之外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正緊張地醞釀著館藏文物的南遷計劃。準備工作足足做了一年多，1933年2月5日的晚上，19557箱故宮珍品正式踏上了南遷之路。
25歲的北京人那志良，是隨行的故宮工作人員之一。1982年，年近八旬的他在接受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採訪時，回憶了當日的情景：“（文物）由幾十輛板車輪流運往車站，由軍隊護送，沿途軍警林立，板車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駛，街上空無一人，除了車子疾馳的轆轆聲之外，聽不到一點別的聲音，使人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裝滿故宮文物的列車一路向南，到達南京後，一部分留在南京，大部分遷至上海。4年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在朝天宮成立，南遷文物全部進駐朝天宮。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安頓在朝天宮不到一年的文物分3隊再次轉移，躲避戰火，一路險情不斷，所幸並未遺失和毀損。
輾轉十餘年，1947年春，3隊文物和護送人員才重新在重慶集合，沿江順流而下回到南京，繼續存放在朝天宮裏，開箱整理並開設了臨時展廳。
此後不久，隨著國民黨軍隊的潰敗，部分文物開始有計劃地運往台灣。由於條件所限，隨行人員從19557箱故宮文物中遴選出2972箱精華，其中包括歷代名畫及書法、清宮全部藏書和最精美的宋瓷，一併運往台灣。1965年台北故宮博物院落成，它們最終落戶于台北故宮所在的陽明山下。
“歷史的演進在湍急的奔涌之後又復歸於靜靜的流淌。75年前，也是這樣的冬日裏，也是這座城市中，無數的國之瑰寶悄然離去；60年前，又是一個蕭索冬日，她們當中的精華部分再次漂向了一座美麗的島嶼。從廟堂之高到江湖之遠，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特有的故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出類似的傳説。”胡驍在2008年12月的隨感中寫道。
文物南遷路線圖
文物背後的鄉愁記憶
70餘年對於古物來説，不過是其存世時間中短暫的一段，而對一個人來説，卻幾乎是漫長的一生。文物顛沛流離的背後，塵封著守護者們深切的悲歡離合和鄉愁記憶。在採訪《台北故宮》總導演周兵、總撰稿胡驍和書法分集導演祝捷的過程中，幾個親歷文物遷臺者的名字被反覆提及，莊嚴便是其中之一。
從1933年開始，在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工作的莊嚴就帶著家眷，跟隨故宮文物一路南遷，最後護送60余萬件文物抵達台灣。
“當時好多人走的時候，老婆孩子都沒帶。莊嚴到台灣以後，並沒有直接到台北，先在台中安頓，他們家裏當時買的全是最簡單的傢具，隨便找一個破屋子，因為他們想著隨時準備回去了，凳子是竹編的，紮起來那種。”通過片中的採訪，祝捷對這位書法家的經歷幾乎已經稔熟。
文物抵達台灣後，在台中霧峰鄉的北溝停留了15年，莊嚴也在北溝陪伴了整整15年。儘管條件艱苦，他和一同赴臺的專家們依然保持了中國文人樂天知命的精神傳統。一個被人津津樂道的細節是，那時莊嚴領頭組織了一些活動，類似于王羲之在《蘭亭序》中的曲水流觴，自製一些道具，在溪水邊作詩飲酒……
從護送文物抵臺到退休的20年間，他始終與文物不離不棄，從主任、古物館長，一直升至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在一篇自傳文章中，他寫道：“自從宣統出宮，我便入宮，當的不是皇帝，而是一個維護民族文物國家重器的老宮人……從民國十四年(1925年)跨進故宮當事務員那一天開始，一直到民國五十八年(1969年)由副院長職務上退休為止，前後45年，始終不曾離開故宮一步，自嘲是‘從一而終’，亦不過甚。”
1980年，莊嚴在台北過世。祝捷所在的團隊採訪到了他的兒子莊靈，“他説父親臨死時有兩個遺願，一個是三希堂，有一帖（《快雪時晴》）在台北，兩帖（《中秋帖》和《伯遠帖》）在北京，他希望這‘三希’有朝一日能重歸一處，但是現在沒看到；還有一個就是有生之年沒能把他帶走的這些文物帶回來。”
“我們找到了一段莊嚴的影像資料，你會發現那個老頭最後還是一嘴京片子，因為他是北京人。看到那個畫面，聽到那個聲音，你就會突然覺得，這個人雖然回不去了，但是他有些東西是改不了的，這些東西往往特別打動人。”談起這段，祝捷唏噓不已。
同樣讓人心生感嘆的，還有片子裏提及的梁廷煒一家：父親梁廷煒和兒子梁匡忠解放前都曾是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隨文物一路遷移又折回南京。解放前夕，梁廷煒被指派護送文物到台灣，梁匡忠則留在南京看守剩下的文物。1949年元月，父親梁廷煒登上了赴臺的輪船，帶走了母親和兩個弟弟，還有梁匡忠的長子梁峨生。沒想到此別竟成了永訣。上個世紀80年代，當梁匡忠輾轉得到台灣家人消息時，父母都已過世。
如今，梁匡忠的二兒子梁金生已是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處長，他的工作地點離紫禁城當年存放《四庫全書》的文淵閣很近，而60年前，正是他的爺爺——圖書專家梁廷煒，護送著《四庫全書》遠行去了台灣。
一脈承襲的兩岸文化
2008年10月，當祝捷最後一次去台灣拍攝的時候，幸運地碰上了台北故宮的“晉唐書法特展”，“他們是把展品分類的，常年展、常規展的一類，再比如十年限展，每十年出來展一次，還有四十年限展，像這回我們見到的王羲之的《蘭亭序》的拓本，就好像是四十年限展。這回去會看到好多組團來是專門來看書法的。”
《台北故宮》的總導演周兵也講述了觀展過程中令他感動的兩個場景：一個是父親帶著兩三歲的孩子在台北故宮中觀展，孩子剛學會走路，坐在推車裏，父親一路為孩子講解；另一個場景，是一位大學生為七八個師弟師妹講解字畫，講到《寒食帖》，他談蘇東坡是在什麼心境下寫的，寫的過程中他人生遭遇到什麼境遇，非常生動和投入，講到帖子的最後幾行，他的情緒已經不能自抑了。
“當時聽著我都很慚愧，因為我拍台北故宮很多時間，很多文物都不熟悉。我第一感覺就是，至少在台北，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人們一生中要去很多次台北故宮，台北故宮好像成為了傳統文化的教育基地。”周兵説。
除了海外聲望，台北故宮已然成了台灣民眾學習傳統文化的教習場，是現在的台灣文化中無法割捨的一部分，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審美，影響了很多台灣年輕人的成長。正是在這些書法作品裏，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懷民獲得了舞蹈創作的靈感；台灣流行歌星周傑倫的歌曲《青花瓷》的靈感也同樣來源於此……
儘管地處距北京千里之外的台灣，台北故宮卻和北京故宮一樣，承載了傳播中國文化的重任。
正如在攝製工作收尾階段，周兵寫道：“在這600多天的創作中，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被很多人物和事件感動著……我們的團隊訪問到了那些生活在海峽對岸的歷史親歷者，聽他們講述這些國寶流散的故事。他們對60年來台灣文化的傳承和熏染，無不使我感到，兩岸之間，中華文明的根連得如此緊密，無法分割。中國人在兩岸的兩個故宮裏守護著祖先傳下來的珍寶，更守護著中華文明綿綿閃亮的薪火。”
片子的最後，導演們獨具匠心地運用了動畫手法：台北故宮館藏文物“翠玉白菜”上那只蟈蟈一躍而起，跳過海峽，輕落在了北京故宮裏。儘管是虛擬的畫面，卻著實代表了一種溫暖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