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被遮蔽的時候
——關於中國新藝術的歷史書寫
歷史一旦過去，就只能存在於闡釋之中。而今人對歷史的書寫，如果不是親歷者，就只能憑藉資料、圖像、文物及他人敘述；即使是親歷者，也已處在當下敘事語境、現實影響和權利關係之中。所以，歷史書寫的有限性和主觀性不可避免。
最想以此為由來否定歷史真實的人，就是藝術界的機會主義者。既然主觀書寫不可避免，那歷史的客觀與否、真實與否就不再重要，故改造歷史以服務於功利目的又有何不可？在這幫人看來，歷史可以買斷，可以勾兌，當然也可以憑藉金錢加以主觀改造。但是，機會者流憑藉的主觀性並非純主觀，他們不過是當前中國這樣一個急功近利時代的産物。這個時代，統治者和權勢者急需功利主義的庸俗性來掩蓋中國社會深刻變化的歷史真實。
可以説，對歷史真實性的追求及價值判斷已成為中國新藝術史寫作的試金石。
歷史書寫必須建立在真實性基礎之上。且不談對歷史事實的描述本身就具有客觀真實性的要求。每一個書寫者不可避免的主觀選擇與主觀傾向，在事實面前只能處在自我克制和自我反省的狀態。不然歷史考據、考古就毫無意義。考據、考古的目標是盡可能接近歷史的客觀真實，並以此為據來抑制歷史書寫的主觀性。因此，那些偽造歷史文獻以博取歷史影響的人，在道德上和學術上都是卑鄙的，應該予以揭露。偽證一旦被證偽，反而會成為歷史反證的見證。
新歷史主義和舊曆史主義的區別是從事實描述開始的。舊曆史主義宏大敘事的思路把歷史事實視作敘事思路的證據，寫作者在歷史事實中證明客觀規律時，不承認這樣的規律只是主觀認識，更不承認這樣的認識背後乃是集體主義甚至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權力支配。在這裡，事實常常被思想綁架，思想又常常被主義強姦。歷史事實及其考據往往作為工具用以掩蓋更加確鑿的事實。黃河清矢口否認中國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毛政策餓死數千萬人的事實，就是典型一例。歷史書寫對事實的描述總是有限的，問題的關鍵是新歷史主義承認這種有限性並告之以人，因此要用不止一種思路、不止一種方式、不止一種角度去描述歷史，讓歷史書寫者和閱讀者能夠主動去接近歷史真實。比如在四川美院歷史上，1983年“全國高等藝術院校創作教學座談會”是一個重要事件，對於抬舉四川鄉土繪畫作用極大，八十年代鄉土繪畫創作成果因此而被肯定。但僅有這樣的描述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就在這個會議上，“作品以寫實為尚，抽象繪畫多受到批評”（見《與歷史同行——四川美術學院的藝術追求》總6卷-3卷48頁）。這句話點出的正是被鄉土繪畫的輝煌所遮蔽的歷史事實，即抽象繪畫被視為資産階級藝術而在當時中國受到普遍壓抑。
歷史事實是挖掘和揭示出來的。正像人們都知道星星畫展，卻不知道在此之前，1979年，重慶畫家薛明德和貴陽五青年先後在北京西單民主墻舉辦畫展。而星星畫展正是受後者啟發的結果。星星畫展得以走向前臺，乃是以瓦解和遮罩“貴陽五青年畫展”為代價的。歷史需要不斷重述，但重述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一批又一批機會主義者蠶食歷史，而是為了在重新考查和重新審視中進一步揭示出歷史的真實。如果失去了真實性追求這一重要維度，歷史書寫就只剩下了名利場。——當然，名利場的歷史書寫現在而今眼目下正流行于中國。
追求歷史書寫的真實性出於對歷史的敬畏。歷史既然表現為時間過程，它就自然有一種修復能力，可以通過不斷發掘出來的事實給予寫作者以警告與警省。林肯説，你可以在某些時候欺騙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時候欺騙某些人，但你沒法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的人——這就是歷史對個人的威懾作用。敬畏歷史是歷史書寫者的基本道德。人類的一切進步最終不過是道德的進步。道義、良知、誠信與責任乃是史家的第一天性。我不相信一個論文剽竊者可以寫出真實而有價值的新藝術史。
前面談到歷史闡釋的主觀性，在事實描述特別是事實考據層面需要加以克制。這並不是説，歷史書寫不能發揮主觀能動性。新歷史主義恰恰是認識到描述與闡釋的主觀局限，才提倡多維度、多方法、多角度甚至通過復線、對比、注疏等多元化、差異性的歷史書寫，去揭示和彰顯歷史真實。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場域主要是歷史分析，但即便在此，事實仍然是分析連接真實的基礎。比如對吳冠中的分析，一般只討論到其形式美、抽象美論爭對八十年代藝術的革命意義。但通讀吳冠中著述，你會發現他談到形式美極多而談抽象美甚少，這説明他對現代藝術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一篇《風箏不斷線》的創作筆記總是被人反覆引用，用以證明藝術和生活、和人民的聯繫，卻沒人提及吳冠中在另外的文章中，同樣用比喻談飛行之物，不僅可以用線牽著，而且也是“可用遙控”的。所以“風箏不斷線”一説于抽象美而言，恰恰是吳冠中對抽象藝術缺少深入認識的證明，以致其形式美研究既缺少“美”的突破，又缺少對形式問題的理論認識。吳冠中作為藝術家倒也無可厚非，但涉及八十年代藝術史上的重要討論，則不可不在歷史分析中認真仔細地加以辨析。
人們都知道克羅齊説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對新歷史主義而言，一切歷史也都是當代批判史。也就是説，歷史的自我批判和歷史書寫者的自我批判，在今天的歷史寫作中乃是十分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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