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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這個問題，您覺得政府在本屆上海雙年展項目中是否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和支援？
邱志傑：政府在精神上是重視的，我們在這裡工作，經常有領導來，對每個細節都會過問，時不時來看一下進度。但是，我們目前的體制，比如學了很多西方的財務管理，然後申請資金變得非常的麻煩。我們照樣這個預算要走，變成人大開過會之後才能撥款什麼的，就是生出很多這種問題來。上屆上海雙年展的整個預算，大概900萬左右，包括政府撥款的400萬和某銀行贊助的500萬。然後這一屆雙年展，政府預算一下子給了比上屆多四、五倍的錢，您知道政府在一個項目上提升預算一般是以每年10%的幅度遞增，去年給您400萬，今年給您440萬，明年給您500萬，一般是以這種規模遞增，而這次政府能夠一下給四、五倍的錢，已經很厲害了，史無前例，可以説已經非常重視，但是實際上還是不夠。
為什麼？
邱志傑：因為您空間本身就擴大了四、五倍，以前的上海美術館是4500平方米米，現在的展廳是15000平方米。光面積就是三倍，然後空間高度以前最高是7米5，現在最高的是24米。還有展期延長到半年，過去只有兩個月，它意味著過去的投影機可以去租，而現在的投影機是要買的，投影機不停地播放半年，那個燈泡肯定就要壞的。
目前的策展進展在您的預期之內，還是距離您原先的設想有距離？
邱志傑：現在的美術館工期建設本身有一點點拖，但是這幾天看起來日新月異。所以好像工期是沒有問題。再看藝術家的作品、製作、策展這塊，目前主要受制于經費。就怕拔款程式麻煩，經費來不及到位，這樣作品運輸，本來可以海運，現在就得空運，更浪費錢了。
這次上海雙年展特別注重學術教育這一塊，是否跟您本身在美術學院裏面當老師有關？提到本次圓明學院特別教育項目，您希望通過這樣一個項目，看到一個什麼樣的效果？
邱志傑：學術教育項目跟雙年展本身有關，因為它不是一個藝術圈內很實驗性的東西，它必須得是綜合的、平衡的，既得有非常新銳的藝術家，也得有老成、實重的大師，還得有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東西。既得有能引起學術思考的內容，又必須非常綜合，所以雙年展的設置本身就具有教育功能。特別是國內和亞洲其他地方的雙年展，就更加強調具有教育職能。對我自己個人而言，我做了那麼多年的教師，實際上我就是基本上把在九十年代末到兩千年初從事策展的經驗帶進教學裏面，這些年我沒有做策展，就是把策展的力量落在教學方面，現在又反過來把教學的經驗用於策展。
提起在已經公佈的策展方案中所提出的城市館，目前從上海雙年展官方網站中只查到一張圖片，還沒有文字，不知城市館項目進展如何？
邱志傑：城市館進展比預期想像要順利得多。城市館的想法，我從2004年就跟上海雙年展主辦方提出過，今年我説我的目標就是幫您們把城市館做起來，假如我做成功了，您們就把它固定下來，成為上海雙年展的一個固定模式。這也是體系設計了，我認為，這一屆的主題做這個，下一屆主題做那個，這一屆有這個藝術家來參加，下一屆有那個藝術家來參加，這些都只是暫時的問題，而用什麼方式來做是戰略問題。城市館這個想法，就是把上海雙年展平臺化，不是由策展人控制一切。等於説，我邀請了幾十個城市的美術館館長作為策展人，由他們自己來策劃他們的藝術家、他們的城市館。然後我們不去過多地干預他們的選擇。這樣子等於説，我主題展是一個火鍋，城市館呢，帶著您的肉片來，帶著您的馬鈴薯片來，它就變成一個很大的體系。比如威尼斯雙年展有時候主題展做得很差，但您每年都會想去威尼斯看展，因為如果今年德國館不好，它可能美國館好，美國館不好，日本館好。總有您愛吃的菜。所以您每年其威尼斯其實您不會失望，即使主題展被罵得狗血淋頭。所以威尼斯就用這種國家館的模式，做穩了它的老大的地位。但是國家館是一個過時的模式，因為國家這個概念跟殖民主義深深地聯繫在一起。所以在當今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影響更直接的文化單元其實是城市。我們會説上海藝術家北京藝術家，會用城市作為單位來討論藝術，也會在城市層面上有比較趨於意識形態化的探討。如果定義為一個中國藝術家和一個日本藝術家，不得了，坐在一起馬上就是釣魚島就是我們您們。然後您一個大阪藝術家一個上海藝術家坐在一起，他們討論的就是您們那邊堵不堵車，房子貴不貴。所以大家會更多地從柴米油鹽等日常生活層面來考慮我們為什麼要做藝術，我們不是要為我們這個文化去做代言，而是為了解決每一個具體的，在現實生活中的人的需求，這樣子其實具備了更多的對話基礎。
您是老師、藝術家、策展人，如何平衡這三種身份？
邱志傑：其實你可以設計出一套東西讓它互相滋養，而不是爭奪時間。一般理解藝術家花那麼多時間去教書，然後又拿出一些時間來策劃展覽會影響他本身的作品品質，但這是一種庸俗的理解。其實正因為我做過策展，我對整個藝術界有一種全局的判斷，我對審視整個藝術界的局面有一種高度。那麼我知道該在哪使勁，要不然這個藝術家可能很勤奮，可能很努力，但那個使勁是瞎使勁。就是他沒有使在點子上。然後反過來正因為我是藝術家，所以我對什麼樣的作品是能打動人的，我有一種真正的敏感。那個職業策展人他慢慢就變行了，他不會那樣一件件去體會作品，他就是把一些名單組合來、組合去。藝術家跟教師的工作也是這樣，其實我教書非常認真，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我的學生給我算過，他們暑假到北京住在我的工作室，看我在那兒接待收藏家什麼的，就跟我説，邱老師，您在學校教書，每天損失多少錢？我説我不這麼想這個問題。我做藝術家是我做一個好老師的基礎。因為有很多教師其實在學校裏面混，他慢慢就變成大學動物了。我做藝術家經常在國際上旅行，我每次從威尼斯回來做一個講座，從聖保羅或者紐約回來做一個講座，我帶回來的永遠是第一線的、最鮮活的東西。但是反過來我認為我做教師的工作，對我做藝術家的工作有極大的助力。因為很多藝術家他在做著他這一塊，就做進去，他就開始被畫廊綁架。他不再去想為什麼要這麼畫，他就只想著下個月還有一個電話，下個月又有一個展覽，我必須拿出作品來，然後趕緊找助手生産作品。我在學校裏上課的話，那個首先就是説你不得不整理自己的理論，讓整個理論貫通。因為學生會問你一些是最根本的大問題，你不能自相矛盾，這樣你就被反覆拉回到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做藝術，藝術到底能給我個人的人生帶來什麼，能對社會有什麼用，不斷被拉回到這種大問題來。所以我覺得遊藝在教書，我就是一直沒有被捲入那個當代藝術的漩渦裏面，讓自己的整個理論思考都厚實起來。所以我覺得教書其實對我的做藝術家的這個工作有巨大的幫助。
上海雙年展策展項目之後，您下一步有什麼打算？
邱志傑：我自己有好多創作計劃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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