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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主持論壇
【視頻】啟蒙與知識文化（上）
【視頻】啟蒙與知識文化（下）
由德國墨卡托基金會和中國國家博物館共同舉辦的“啟蒙之對話”大型學術論壇交流活動自去年4月啟動以來帶給我們強烈的思索和啟迪，3月25日，“啟蒙之對話”第5場，也是最後一場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劇場舉行。
“啟蒙與知識文化”論壇的7位學者
論壇的主題是“啟蒙與知識文化”，依然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前歌德學院中國總院院長阿克曼擔任主持人。5位嘉賓分別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柏林中國生命科學理論 、歷史及倫理研究所所長文樹德，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館長傅瑪瑞，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李零和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所長梅建軍，以下是論壇發言內容實錄。
楊振寧教授主題發言
楊振寧：我很高興今天參加這個由德國墨卡托基金會跟中國國家博物館合辦的這個啟蒙的對話。我自己的工作領域是量子力學，量子力學是在20世紀初年，在德國、丹麥、瑞士和英國所發展出來的一個重要的科學的一支。我曾經説，量子力學是人類的文化歷史上最重要的幾個革命之一。所以我在念研究生的時候，所要念的雜誌專科上面的文章和書籍，80%都是德文的。後來我到過德國很多次，在哈勃克有一個大的實驗室，是歐洲第二大的實驗室，是一個很多國家聯合起來的高能物理實驗室，我去過那邊很多次，那邊有很多我的朋友，我去訪問過很多次。十年前有一個非常大的慶祝它100歲生日的會，我還參加了，發表過演講。
我剛才看文樹德先生的發言稿，其中他特別要講的一點，他説在18世紀歐洲的啟蒙，其實跟生物科學的發展並沒有太大的關係。我想就這一點講一講我自己的感想。大家一般認為啟蒙開啟于牛頓等人的工作，這些工作對於18世紀的歐洲宗教、哲學、政治、科學、文學、藝術都引進了新的理念，引進了新的思維方法，這個影響是巨大的。比如説法國的大革命、美國的獨立，都是曾經受到啟蒙的影響。
一般討論啟蒙的時候，基本上通常是注意啟蒙對於哲學和宗教思想的改變。其實啟蒙也影響了科學。牛頓在1787年發表了《數學原理》，使得人類第一次定量地了解太陽系的結構，人類從而知道宇宙有準確的規律，可以用數學公式描述，這個重要的工作可以説是催生了近代科學。
可是你如果研究一下就發現，牛頓的一生中，這項偉大的工作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多半的時間是在研究神學和煉金術。在20世紀30年代，英國的大經濟學家凱因斯到拍賣市場上買了一些當時被拍賣的牛頓的手稿，我不太清楚為什麼那個時候要有人拍賣這些手稿，不過凱因斯就出了很多錢，把大量的這些手稿買來。我的印象中，今天對於牛頓的了解很多就是因為凱因斯收購了這些牛頓的手稿。
凱因斯把這些手稿研究了以後，他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説牛頓其實最主要的應該被我們認為是最後一位魔術師，是最後的一位巴比倫人和蘇美爾人，牛頓是他們之中最後的一位偉人。可惜我沒有帶來凱因斯的英文原話，從他的著作中大家可以看到。凱因斯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他研究了牛頓的研究，就發現牛頓對於天體結構的工作只是他一生的工作中極小的一部分。換句話説，牛頓的總體思維方法還沒有理性化。
説到這裡我就想到，我剛才看見文樹德先生的發言提要，他上面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他認為18世紀歐洲的啟蒙對於生物科學的進展，其實沒有很大的影響。他這個話對於物理科學是不是也同樣對的呢？要想了解這個，我們必須要研究他們的科學工作，還有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發言，尤其是他們的信件，他們的手稿；也要像凱因斯一樣研究這些手稿，才能夠了解到對於這些大物理學家、數學家，他們的思維是不是也受到了啟蒙的影響。這一點我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我想也許在座的年輕人可以向這方面去做一些發展。
另外據我所看的文樹德先生的發言簡報，他另外提到一點，是關於18世紀的啟蒙，是不是對於20世紀中國的思潮有影響？這一點我跟文樹德先生有同感。事實上，如果你要問啟蒙最主要的是什麼精神，我想有兩點。第一個，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名詞，我想也許應該叫做“去宗教化”；第二點，啟蒙的第二個重要點，是思想的理性化。這兩點沒有問題，在歐洲、在18世紀以及以後，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當然也與後來所有的科學、政治、哲學的思想有重大的影響。
可是18世紀的中國跟18世紀的歐洲，在思想上是完全不一樣的，文化傳統也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19世紀還仍然是這樣的。不錯，在20世紀的初年，引進了一些西方的新思潮；可是因為中國的文化傳統跟西方的文化傳統、跟西方的語言，一切的一切都完全不一樣。所以我想有人説像“五四運動”等於給中國引進了啟蒙，我自己覺得這個講法是不太恰當的。沒有問題，20世紀初年開始，尤其是“五四運動”，還有“新文化運動”，對於中國的20世紀以及今天有巨大的影響，可是這個影響我覺得用“啟蒙”這兩個字來描述是不大恰當的。
大家知道一位哲學家李澤厚，他也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20世紀的頭一些年，中國的思想界主要的不是啟蒙，而是救亡。他講的話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我覺得這句話，他的意思我同意；換句話説，用啟蒙來描述20世紀頭四、五十年中國思想的轉變是不大恰當的。我自己是出生在1922年，所以我對於我父親那一輩，跟我自己這一輩，以及我的孩子們這一輩的學者，對於思想解的影響，我聽過馮友蘭先生的課，聽過賀林先生的課，我也認識很多政治、經濟學的教授，我覺得李澤厚所講的“救亡”，是那時候文化人的中心思想，是比較正確的，不應把歐洲的名詞“啟蒙”來搬到當時的中國。謝謝！
陳履生：謝謝楊教授，楊先生以他的一句著名的名言“科學的昇華是哲學，宗教的哲學是宗教”，他有一個這樣的排比，對於啟蒙在20世紀初期與中國的問題，他贊同的李澤厚教授的意見，他認為在20世紀初期啟蒙與中國的救亡的關係，以他20年代出生的經歷，感悟這個命題。
下面我們請文樹德教授，他演講的命題是“啟蒙與知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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