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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以其被建築界爭議的設計風格，贏得國際大獎，不知對當代中國的城市進程是否會産生不一樣的影響。
記者 郭楊 攝
有史以來第一次，世界最高建築獎“普利茲克建築獎”授予了中國建築師，註定了這將是中國建築業不平凡的一年。
現年49歲的獲獎人王澍，熱衷於文化保護、以傳統文人思維慢慢工作，而這一切在中國當下建築業的蓬勃、快速發展下多少屬於“異類”。他的設計作品包括博物館、學術建築以及唯一的一次房地産項目。這些作品均在中國，大部分集中于長三角地區。
普利茲克獎是每年一次頒給建築師個人的獎項，有建築界的諾貝爾獎之稱。1979年由普利茲克家族的傑伊·普利茲克和他的妻子辛蒂發起，針對建築師個人頒布的獎項。每年有500多名從事建築設計工作的建築師被提名，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築師及學者組成評審團評出一個個人或組合。如今，王澍的名字將和理查德·邁耶、貝聿銘、丹下健三、扎哈·哈迪德、雷姆·庫哈斯等建築大師並列史冊。
得知獲獎時，王澍恰在美國洛杉磯。他在週一（2月29日）晚為UCLA的學生作了一場演講。“我希望這次獲獎能夠影響年輕一代的建築師關注中國本土建築學，無論是大型項目還是小型建築，都能放慢建設的速度。我同樣也希望年輕一代的建築師能夠明白，中國的發展不能以拆除歷史為代價。”他在接受《洛杉磯時報》記者採訪時如是説。
而王澍在國內首次面對媒體是在3月8日，經由他所工作的中國美術學院牽頭，在杭州舉行了媒體見面會—伴隨著建築界的喜訊，越來越多的大眾也開始知道，中國有一位與“現代化”建設背道而馳的建築設計師，還獲了大獎。
獎項該頒給夫婦二人
在有著建築界“諾貝爾”之稱的“普利茲克建築獎”獲獎名單裏，王澍並非第一個華人。1983年，被譽為“現代建築最後的大師”的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曾獲得該獎項。貝聿銘為蘇州望族之後，1917年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市，父親貝祖貽曾任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總裁，也是中國銀行創始人之一。不過通常認為，貝聿銘的設計作品大部分位於美國，屬於美國的“人民建築師”。
王澍此次獲獎，則被認為是第一位獲得世界最高建築獎的中國人。普利茲克獎對王澍作品的評審詞這樣寫道：“討論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適當關係是當今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中國當今的城市化進程正在引發一場關於建築應當基於傳統還是只應面向未來的討論。正如所有偉大的建築一樣，王澍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並演化成紮根于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築。”
據建築界業內人士説，王澍的獲獎並不意外。2011年，王澍榮獲法國建築學院金獎，這是首位中國建築師摘得國際建築學界大獎。同時，王澍還被哈佛大學研究生院聘為2011-2012學年度“丹下健三”榮譽講席教授，從規律上講，如果能獲得這兩項獎，距離普利茲克獎也就不遠了。
“在中國的建築師中，王澍和劉家琨是最有可能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人。”上海同濟建築研究院二所的李娟告訴時代週報記者，“這兩個人是中國建築師中為數不多與藝術家走得近的人，他們把建築設計當作藝術，而不是土木工程來做。而工程院的人流水作業的成分更多。”李娟所提及的劉家琨，在得知王澍獲獎後第一時間，在其微網志發佈“王大爺威武”表示祝賀。
“作為建築師，每個人都夢想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我為他感到高興。”王澍的妻子陸文宇是他的同學，也是他“業餘建築工作室”唯一的合夥人。由於獲獎時王澍正在美國講學，首先面對國內媒體的任務便落到陸文宇頭上。不過，與王澍一樣畢業于東南大學（當時還為南京工程學院）和同濟大學建築系的李娟看來，王澍妻子陸文宇的“功勞”遠不止面對媒體那麼簡單。
“他們建築工作室的所有除涉設計的工作，都是靠陸文宇。有關王澍的一切事物，都要經過他老婆。我們業內流傳一個段子：説王澍畫了設計草圖常常激動得拿給學生們看，可是還沒看幾眼，他就要收起來交給陸老師藏好……”李娟認為，普利茲克建築獎實際上應該頒給王澍夫婦二人。這種做法，實際上在普利茲克建築獎歷史上也有先例。2010年，該獎頒給了妹島和世和西澤立衛夫婦。
這種“應該頒給夫婦二人”的説法，實際上是業內普遍的想法。甚至連王澍在得獎的第一時間，也向美國媒體表示：“你們是不是頒錯了，應該頒給我和我太太兩人。”而評委格倫·馬庫特更在評委詞中同時提到了王澍和陸文宇。
“我和太太在工作上的分工，就是如果沒有我，就不會有那些設計圖；而如果沒有我太太，所有的設計就不會實現。”王澍在後來的新聞發佈會上這樣解釋，“我每次畫完草圖，她都是第一個看的人，如果她覺得不好，我會重畫。我太太身上溫潤的性格，實際上對我現在設計風格影響非常大，某種程度上説，她是我的老師。”
（圖：王澍的建築代表作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的一、二期等.中國美術學院 供圖 本報記者 郭楊 攝）
一個離經叛道的人
因太太江南人的溫和性格而改變的王澍，生於新疆烏魯木齊，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王澍的母親老家在北京，所以他小時候一年之內總會有那麼三四次，往返于新疆和北京之間。四天四夜的旅程，他覺得少年時代因此“閱歷豐富”。
還只有2歲的時候，王澍便開啟了人生最初的畫卷。他在一切可以畫畫的地方塗抹色彩，書本、報紙，甚至還有家裏家外的墻上。“差不多五六年以後，我再回北京。鄰居還告訴我，你畫的畫都還在墻上，我們沒擦。”他因此感到溫暖，“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鄰里。普通的老百姓，有他們對藝術和文化的理解。”
他的“離經叛道”在大學時代便已顯露無遺。“本科二年級的時候，我已經變成學院裏的造反派。老師教的東西我有很大疑問：你會感覺建築就像一個炒菜做飯差不多的行業—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討論，只不過是一些社會上大家已經習慣的建築，比如火車站、醫院，要求你把它們安排得合理一點；而對於這種合理我也很有疑問，因為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關起門來説合理。學的完全是一個舶來的系統，而且這個舶來的系統，用今天的話説就是非常‘山寨’，因為它被轉譯了幾道，加上‘文革’的影響，變得非常程式化。”
讓他記憶最深刻的是一次作業，老師讓學生們畫平面圖。按照標準慣例，應該畫1:500的平面圖，叫總平面圖。而王澍卻畫了一個1:100的總平面圖，其上不僅有房子，連渠道系統、馬路系統等其他地方他全部作了設計。他將其稱為“農田中的學校”—這個設計甚至可以説是今天他的主要作品“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的雛形—整個學校既讀書又種地，房子建造在農田之中，田裏的莊稼怎麼長他都有詳細的規劃。“我們老師説，學校歷史上就從來沒出現過這樣的圖，你一定是不及格的。但我這樣畫了以後，同學都很興奮，全班大概有一半的同學都把自己的圖改成了我這樣，最後老師不得不給了我一個及格的成績。”
但這並非建築業界流傳最廣的有關王澍“離經叛道”的段子—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在碩士畢業論文答辯的時候，把《死屋手記》貼滿了答辯教室的墻，還口出狂言：“中國只有一個半建築師，楊廷寶是一個，齊老師（注：指導師齊康）算半個。”因此得罪了所有評委。
“我的確説過這樣的話，但不是在畢業論文答辯的時候。這是媒體以訛傳訛。”王澍向時代週報記者澄清，但他並不否認自己“憤青”的歷史，並將自己年輕時代的性格與作品風格形容為“鋒利”。
在其人生最為“鋒利”的階段，王澍的事業卻遭遇低谷。1988年，從南京工程學院碩士畢業的王澍因為“覺得工科建築教育太沒意思、太保守”而到中國美院“辦建築教育”，卻不承想並沒當成老師，反而進了美院的公司。
“實際上當時的條件不成熟，因為那時中國的藝術界可以説對建築完全不了解，也沒有什麼強烈的願望。人們以為當時是工科系統不想要美術學院辦建築系，實際上恰恰相反。我當時來美院的時候這裡叫環境藝術系，也是為了辦建築教育辦起來的，但沒辦成，就辦了環境藝術系。即使是這個係，也是當時建設部和工科系統強烈要求美術學院辦起來的。他們也覺得工科的系統有些問題。但美術系統呢，不願意，覺得這是建設部的事，不是文化部的事。”王澍説。
他很快因美院公司的工作太過“沒意思”而主動失業。有將近六年的時間，王澍成了一個沒有工資、沒有社會和醫療保險的“自由人”。他在西湖邊長坐一整天，或者與建築工人們一起做工的歲月，是妻子、同為建築師的陸文宇靠一個人的工資養活了一家人。
當然他也偶爾接少許工程賺錢。“主要做的是裝修類，但是我按建築方法做，因為我對裝修其實不感興趣，那純粹是一種商業方式。”這期間的主要作品為浙江美術學院國際畫廊、豐樂橋地下通道、孤山藝術家畫廊等，均已被拆除。
1995年，王澍前往同濟大學建築系攻讀博士學位。他在2009年與詩人陳東東的對談中解釋讀博的動機：“不光是為了進入建築教育系統，而且更是想回到正常的社會系統。”也是在讀博士期間的1997年，王澍與妻子陸文宇成立“業餘建築工作室”。
2000年，博士畢業後的王澍正式進入中國美術學院工作，同期完成了他的第一個主要作品—蘇州大學文正學院圖書館。在這個作品中，他“離經叛道”的思想開始走向實踐—由山走到水，四個散落的小房子和主體建築相比，尺度懸殊；水中還有一座亭子般的房子，是“詩歌與哲學”閱覽室—對環境的密切關注成為貫穿王澍建築哲學的核心。如何讓建築自然地存在於“山”和“水”之間而不突出，以及蘇州園林的造園思想是他設計這座圖書館的沉思背景。2004年，王澍憑這個作品獲得中國建築藝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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