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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4日，浙江桐鄉烏鎮，陳丹青在木心先生追思會上。
木心能被國內讀者熟悉，陳丹青不遺餘力的推廣是一個重要原因。陳丹青在《我的師尊木心先生》裏説：“我寫書，我出書，就是妄想建立一點點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來讀木心先生的書。”
木心辭世，陳丹青在悼詞中發問：木心先生經常引述一位歐洲人的話：“藝術廣大，是以佔有一個人。”他當得起這句話。他又説：“愛我的人，一定是愛藝術的人。”我們今天站在這裡，當得起這句話嗎?
他把讀者看得非常高
時代週報：一開始我們不知道木心，現在對文字作品了解得多一些，但是先生的畫作、音樂作品，尤其是後者就會覺得沒有渠道了解。為什麼?
陳丹青：畫作方面，木心在國內沒有展覽，到目前只出版了一本畫冊。我要是他我也不會出版，這是一個太過嘈雜的時代，太多的出版物。每個人都有精裝畫冊，美術圈的人要麼就是趕緊立牌位，要麼就是趕緊掙錢，這是一個非常孤立的污濁的藝術圈。他不會湊熱鬧。
如果有足夠的誠意，你在他的畫上仔細看，你會看到這個世界上可能有的複雜感和微妙。
音樂作品，這是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木心先生生前非常希望找到懂樂譜的學生把他的音樂創作記下來，等到我聯繫到了音樂學院的學生，先生從去年開始就已經身體不好精力不濟。所以很遺憾這件事情沒有做成。
我聽過五六首都是他自己哼給我聽的，非常好聽，都是他自己作曲，各種體裁，交響樂、交響詩，民族方式的類似滿江紅、古詩詞的配曲，他的記憶力非常好，有些長達十分鐘的樂曲，每一個旋律他都記得，為了什麼事情，哪一個朋友死去了，于哪一個春天的下午他有感做的曲子……但是他自己沒有留下樂譜。他會彈鋼琴，自己作曲。
時代週報：讀者對他有兩極分化的評價，你怎麼看待這種認知上的分化?
陳丹青：先生跟張愛玲的時代不一樣，跟魯迅的時代也不一樣，那時候讀者群的整體水準、整個中國文藝的狀況，跟今天非常不一樣;主流知識分子群體，主流作家群體跟今天也非常不一樣。木心先生區別於所有我們今天聽到的，我們市面上聽到過的那些名字，可是他那麼晚才出現。在他出現以前長達60年，我們的閱讀經驗已被1949年以後的閱讀完全填滿了。所以當你讀到他的時候，一部分敏感的人，沒有偏見的人，立刻就讀進去了，絕大多數人讀的是你知道的東西，閱讀經驗會有錯位，這就是先生有意思的地方。
時代週報：有讀者説，很多人不知道木心的離開究竟意味著什麼。
陳丹青：好，這很好，這會慢慢顯示。他的價值越深，越大，顯示過程越長。我們已經忘記了很多作家，今天炙手可熱的作家我相信很快就會被忘記，他相信時間，他説我跟大家比耐心。
時代週報：你覺得木心先生有沒有等到他的心裏期許的讀者?我們都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驕傲的人，他那種驕傲可能是骨子裏面的，覺得世界上沒有多少人能配得上他。
陳丹青：對，他是非常高貴非常驕傲的一個人。他不屈就也不妥協。他那麼遲才在大陸出版他的作品有一個非常簡單的理由，沒有人會堅持這個理由，就是他不能習慣簡體字，這是他的一個文字立場，也是他的一個文化立場。
他一生寫作，他等到79歲才在這兒出版。但是你們沒有看到先生另外一面，就像魯迅一樣，魯迅大家説他是一個硬骨頭，冷靜的人，憤怒的人。但是像這樣的大人物一定有另外慈悲的一面。他是寫給大家看的，寫給人看的，他當然渴望讀者，渴望讀書的人能夠認知。但是這種渴望是有條件的，他的條件是他要寫得非常好，他把讀者看得非常高。這不是一個世俗的條件，而是我要寫得足夠好。那他就相信蕓蕓眾生當中有人會讀懂他。這不是暢銷書的立場，也不是一個文學家要名揚天下的立場。就是對文學有敬意。對文學有敬意的人一定對讀者有敬意。
時代週報：很多作家，像陳村老師，也都佩服他，聽説他一篇文章一定要修改7次才能“不恥見人”?
陳丹青：不止，哪止七次?他在每個字上都有立場，這才是立場。你覺得他有精神潔癖，是因為大家沒有精神潔癖。所以大家覺得很稀罕。我們今天的漢語世界就是泥漿，臟得一塌糊塗，沒有任何教養。我不看中國當代文學，我遇到他我才知道，我可以看中國當代文學了。這才是中國應該有的當代文學。好的作品很多，好的小説也很多，但那不是好的文學，那不是好的漢語。我非常在乎這個，我遇到他之前就是這樣。我遇到他之後我知道還好，我們還有這樣一位作家。
他用生命告訴大家自尊
時代週報：我們都聽説他生前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細節，全部都要唯美。
陳丹青：你也應該這樣，人都應該這樣。可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告訴大家，人第一要有自尊，而且要知道怎麼自尊。這個時代的問題太大了，你不遇到木心，就會覺得這個時代的問題習以為常。可是等到這麼一個人物出現，你跟他對照，發現太大問題了。首先是我們沒有自尊，我們也沒有潔癖，我們也不懂得美，我們也不懂得尊敬。他提醒了我們大家。他是一個小孩，他是一個男孩。我前天看到他遺體的時候，覺得自己重新認識了他，此前他還是一個活的人，但是當他變成遺體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小孩。
時代週報：很多人對木心的生平可能還不是很了解，將來會出版他的傳記嗎?
陳丹青：我會寫一些我跟他交往的文章，我不知道怎麼寫他的傳記，我也不希望有他的傳記。沒有人能寫他的傳記。
時代週報：先生有一幅輓聯是你書寫的，這個輓聯是什麼意思?
陳丹青：這個聯是我在他的筆電裏發現的，“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願已了，彼岸無雙草草逸筆猶嘆壯志未酬”。他的“私願已了”有幾個。第一是他的版畫集，我看著他揮汗如雨，做出來的很抽象的石版畫。第二是他的照片集，第三是他的素描集，第四是他的俳句集。俳句集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就把名字想好了，叫《雪句》。照片集的故事非常神奇，最近上海的老朋友那裏發現了木心19歲的照片，非常漂亮、英俊，白手套，在杭州第一次展覽，和兩個穿長衫的人一起拍的照片。更珍貴的是木心的外甥王偉去年帶來了全家照，估計1930年或者1931年，當時他三四歲，他爸爸拿著禮帽站在旁邊。母親穿著旗袍，非常美麗的姐姐。他已經去世的小姐姐在後面扶著他，木心先生就是一個小公子。穿著綢緞的長袍馬褂，非常美的照片。這些照片將來都會在影像集出現。木心先生在劫難中喪失了自己所有過去的資料，把19歲照片給我看，説“神氣得很啊”。他説當時送給朋友就送掉了。我説怎麼這樣就送掉了，多珍貴啊。當時他半糊塗半清楚地説，國破家亡，幾張照片算什麼?這就是民國人的情懷。
時代週報：他説自己朋友不多，根據你的觀察是這樣嗎?
陳丹青：所有真正的藝術家都耐得住寂寞，所有作品是在寂寞中誕生的，絕對的寂寞，他要這個。
但其實他一路相識的人，笑談的人非常多，一直交往的也有，跟年輕人的緣分特別好。
時代週報：從你個人來講，木心先生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陳丹青：他讓我對世界對藝術都有了一個立場，有了這個立場我不再害怕這個世界。我知道怎麼愛藝術，很多人都愛藝術，未必知道如何去愛。他知道，他教會了我，我試著去愛藝術。你們還年輕，在這個世界上都會害怕，總是一個強權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你們的工作當中，各種事情都會傷害你們，讓你們擔憂恐懼。你們在做人和做事情上要有一個更大立場。先生喜歡説，中國人會説人生觀世界觀，這都太小了。他説如果你對文史哲有一個了解，你對哲學有一個了解。能夠進入你內心，你遇到變故，遇到這個世界在變化，遇到災難遇到侮辱，能夠鎮定。你們沒有經歷過“文革”，“文革”是斯文掃地，很多人會失態，受不了。木心承受了那樣的屈辱，保有自己的自尊，這和他的哲學有關係。問題是先生不是一個哲學家，你把他説成是哲學家就看低了他，他跟尼采的立場是一樣的，認為最好的是藝術家。哲學應該用藝術的方式説出來。學者更是等而下之，就是整理材料的人。
今天這個社會，學者有學問，已經高得不得了了。這是一個低的層次，不是一個高的層次。當然我很尊敬學者，先生也很尊敬學者。他看了很多西方學者的論述，有一個比喻，學者是路燈，我們需要路燈，把我們的路照亮，但藝術家不是路燈，藝術家放煙火。
“要談綱領性的問題”
時代週報：讀者們還是希望多知道一些先生最後的事情，能不能回憶一些?
陳丹青：他最後説了有些話。我都記了下來。
當時説建造木心美術館的事情，是貝聿銘的學生林兵在設計。木心説：“貝聿銘在他的時間，每段時間都是對的，我在我的時間，每段時間都是錯的。”畫家劉丹想把這句話寫在木心美術館裏。見到了木心美術館的設計之後，木心説：“這麼好啊，我可以去死了。”
11月1日我必須離開，回到北京，還有別的事情等著。再一次見到先生他已經在重症病房，像一條魚從水裏拿出來那樣艱難地呼吸，插滿了管子。我對著他耳朵哇啦哇啦叫，他沒有反應，就像今天大家看到的那樣，只是天人永隔。我到桐鄉殯儀館，他還是那個姿勢，但是他不會説話了，那種呼吸也沒有了。
我不知道他要講什麼綱領性的問題。同樣的談話我之前和他也有過。他説你們這些年輕人—當時我在他眼裏就是年輕人。我認識他的時候是二十八九歲—他説你們原來是這樣的啊，你們一點不知道交朋友、不知道怎麼穿衣服、不知道怎麼生活，你們什麼都不知道，我説是，我們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非常明白，現在的年輕人是迷途羔羊，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居然遇上了這樣一個人。他還要跟我談綱領性的問題，沒有綱領，無法生活。
綱領之一應該就是漢語的問題，其他我不知道是什麼。年輕人愛木心，因為他是慈祥的老人，他有警句、優美的詞章，其實是漢語的力量在打動他們，他們未必知道。
時代週報：讀者們很好奇，先生一直在創作，很多作品還是沒有和讀者見面，現在手稿整理這一塊的情況怎麼樣?
陳丹青：這是蠻龐大的一個工作，他有大量手稿、筆記、俳句沒有出版。我現在沒有辦法告訴你什麼時候能清理出來。包括他的文學講稿。當時我聽他的課聽了有6個月。請讀者耐心等待。因為他對自己的作品非常嚴格。可惜現在不能經過他同意了。我們怎麼選擇他才會滿意呢?
時代週報：你在紐約上他課的時候記過很多的筆記，大家都知道他講課非常精彩，也很好奇筆記能不能公開。
陳丹青：我記筆記記得快，很準確。我希望這個能出版，但是他一直不希望出版，説那個不是作品，但是我知道年輕人、讀書圈都很渴望。這個要想一段時間。
我有五六本筆記，全部輸入電腦是很龐大的工作。起先擬定的是20多節課，中國從《詩經》講起，西方從希臘講起。後來他涉及得很多，阿拉伯、南美、亞洲，印度、日本、土耳其、波斯，一些小國都囊括，問題是這些知識他在少年時就有了。但是他很認真，每次講稿在兩萬字左右，最精彩的是他停下來的即興發揮。我全都記下來了。
我要想這個事情，先生的文學後事，藝術後事，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本報記者 張潤芝 發自浙江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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