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段煉
一、 內部研究與週邊研究
在討論視覺文化研究的方法論之前，作為歷史前提和出處，我們先簡述西方現代與當代的研究方法，或稱批評方法，涉文學研究和藝術史研究二者。西方20世紀的研究方法流派紛呈，總體上可歸為兩大傾向，一是形式主義的內部研究(intrinsic study)，這是20世紀前期和中期的現代主義主流方法，二是非形式主義的週邊研究(extrinsic study)，這是19世紀和20世紀後期後現代主義以來的主流方法。不過，儘管19世紀的道德和傳記批評之類屬於週邊研究，但與20世紀後期的週邊研究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更有學科特徵，更富於邏輯言説，已從往日的感性批評，轉化為理性批評。
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思潮和文學藝術現象，初現于19世紀後期，興起于20世紀前期，到20世紀中期達于鼎盛，其主流是形式主義。至20世紀60-70年代，現代主義已登峰造極，稱後期現代主義(late modernism)，形式主義雄霸學術界和文藝界。形式主義文藝理論為形式主義批評方法提供了理論基礎和觀點，例如“意圖的謬見”(the intentional fallacy)之説，就拒絕了週邊研究，從而為“新批評”的文本細讀法(close reading)提供了理論支援。然而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現代主義和形式主義盛極而衰，後現代主義呼之欲出。對學者們來説，這該是回顧、總結和前瞻的時刻了。此其時，美國學者威爾弗雷德·格林等人編寫了一部批評方法的示範手冊，名《文學批評方法手冊》，中譯本在80年代中期出版，譯名《文學批評的五種模式》，在國內的文學研究界和批評界影響極大。這五種批評模式中的第一種是“傳統方法”，主要有歷史和傳記批評，以及道德和哲學批評，這是對現代主義之前的批評方法的回顧。第二種是“形式主義”，主要總結幾乎一統天下的“新批評”方法。第三種是“心理學方法”，主要總結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在文學批評中的應用。第四種是“神話與原型批評方法”，總結文化人類學的神話研究和榮格心理學的原型理論之於文學批評的借鑒意義。第五種是對未來的瞻望，統稱“其他方法”，涉及芝加哥學派、女性主義批評、類型研究、歷史批評、語言學批評、現象學批評、修辭批評、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批評、發生批評、結構主義批評和文體批評。這一前瞻，概括了形式主義的內在批評和將要在後現代時期興盛的外在批評，前者如語言學和文體批評，後者如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批評。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藝術史研究領域，也有類似的方法論專著和文集，也是回顧、總結和前瞻性的，其中，馬克·若斯吉爾所著《何謂藝術史》一書在討論研究方法時，更關注研究的話題，而這些話題也同樣是今日視覺文化研究所關注的話題，只不過換了種説法而已。例如，書中討論的作品歸屬和畫家合作問題，到後現代時期改稱“作者身份”(authorship)問題。若斯吉爾以文藝復興以來的單個畫家為研究個案，探討了九個話題，包括拉斐爾作品的展示方式、德拉圖爾的再發現、倣維米爾的贗品和偽作、畢加索繪畫的闡釋等。話題決定方法，方法服務於話題。在討論倣維米爾的贗品和偽作問題時，若斯吉爾主要採用了歷史考據的方法，這與21世紀英國畫家大衛·霍克尼對維米爾及其同時代和文藝復興畫家的考據研究異曲同工，以重建暗室、重畫歷史名畫作為考據的基礎。霍克尼的話題與方法，是今日視覺文化研究的經典個案，其基本構想可以追溯到早前的歷史重構之法，如科林伍德的“重演”(re-enactment)，[4]或稱“情景再現”法。若斯吉爾和霍克尼的考據方法，橫跨視覺形式的內在研究和歷史條件的外在研究，可以視作今日視覺文化研究的重要範本。
關於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文學理論界和藝術史研究界的方法，我們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是後現代主義時期，當時盛行的方法，不再是形式主義的內在研究，而是文本和圖像之外的週邊研究，強調作品的語境和背景。其中的歷史背景，至少有三重含義：一是作品産生時的歷史條件，及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二是作品內容所涉的歷史時期，例如所敘之歷史故事的時代背景，三是讀者閱讀時的時代背景。如果説前兩個背景是不變的，那麼後一個背景的變化，會極大制約對作品的解讀，恰如讀者反映批評的觀點。就理論前提而言，關於歷史背景的這三重含義，可以追溯到海德格爾關於“此在”與“彼在”之關係的存在哲學觀點，而關於方法論，則可追溯到伽達默爾關於“語言視界”和“視界融合”的觀點。
進入21世紀，後現代主義大潮已過，藝術史研究方法的主流是內在研究與外在研究的互補，兼顧視覺形式與文化語境，而不再如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那樣只顧一方而排斥另一方。美國學者安·塔勒瓦(Anne D’Alleva)在2005年出版了相關專著《藝術史的方法與理論》，將研究方法論歸為形式、語境、心理研究三大類。在第一類的形式研究中，作者討論了圖像分析、符號解讀和圖文關係問題。在第二類的語境研究中，則討論了歷史背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性問題、文化研究及後殖民主義的方法。在第三類的的心理研究中，主要涉及了精神分析和讀者反應批評。在這部書中，作者未給視覺文化研究的方法做出明確界定，但提供了研究案例，展示了跨學科的多種方法怎樣在研究實踐中互補。
眼下有一種流行的説法，叫“當代視角”，在內部研究與週邊研究互補的語境中，強調後現代和文化研究的觀念性，即以當代文化理論為前提的週邊研究。英國學者當娜·阿諾德主編的《藝術史：從當代視角看研究方法》于2010年出版，其文選聚焦于性問題、現象學、後現代、福科視點、社會學等方面，可作為當代視角的代表。
二、 研究方法的四方面
所謂週邊研究，旨在探索歷史、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傳播、消費市場、技術條件以及個人因素等諸多外因，是一種語境研究。所謂內部研究，旨在探索圖像的視覺特徵，具有相當程度的形式主義實質，是一種文本研究，稱視覺文本或圖像文本。然而，週邊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區分並不絕對，一因內外之間有種種聯繫，使二者互為依存，二因某些方法論很難説究竟是週邊的還是內部的，例如圖像的再現問題和凝視問題。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本書作者在2004年出版的《跨文化美術批評》一書中，才放棄了繁複的流派羅列，而是對各種方法進行大方向的歸類，計有哲學批評、語言學批評、心理學批評、文化學批評四者。今日視覺文化研究的方法，大致上也可歸為這四類，但更強調自身的學科特徵，即視覺性。此處先簡述這四類方法。
視覺文化和藝術史研究的方法，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各家哲學理論，尤其是方法論。從歷史上説，西方哲學雖然起自古希臘，但發展主流卻基本上在德國和法國，有德法兩大派系。在20世紀的諸多哲學思想和方法論中，現象學、存在主義、闡釋學、接受美學形成了一條發展主線，深刻影響了文學研究和藝術史研究，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同樣影響到視覺文化研究，為其方法提供了理論資源。例如關於圖像再現問題，20世紀末的西方新觀點是，再現的意義不在於能指和所指，不在於符號和客體，也不全在於他們的關係，而在於對其關係的闡釋，圖像的意義由闡釋者賦予。這一觀點來自20世紀後期的歐美闡釋學和接受理論，到21世紀已成為西方學界之圖像闡釋的重要觀點和方法論。在此，圖像的意義究竟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已不那麼重要，而重要的是圖像的闡釋觸及了視覺性問題，這才是視覺文化研究的要害問題。
語言學方法與哲學方法殊途同歸，也是一種闡釋方法，起自20世紀初的索緒爾，然後出現了俄國和捷克的形式主義，由此發展出兩條既平行又交匯的流向，一是結構主義，另一是符號學。到20世紀中期，結構主義在法國的發展蔚為壯觀，更引出了後結構主義或稱解構主義。歐洲的現代符號學來自索緒爾，及至法國後結構主義的羅蘭·巴特而改觀，單純的語言符號學轉變為文化符號學。與此同時，美國的符號學也發展起來，它來自皮爾斯的邏輯學，與哲學的關係更為密切。在索緒爾的二元符號學中，雖然沒有闡釋者的位置，但闡釋的行為卻由未獲名分的闡釋者來完成。在皮爾斯的三元符號學中，闡釋者直接出場，其地位舉足輕重，扮演了決定意義的角色。不過，在20世紀後期的藝術史研究和21世紀初的視覺文化研究中，學者們並未嚴格按照索緒爾或皮爾斯的方法和程式進行圖像闡釋，而是根據各自的研究目的和對象來進行變通，這顯然受惠于羅蘭·巴特的後結構主義思想和方法。與此同時，出自德國藝術史學界的圖像研究，將闡釋學與符號學結合起來，發展了現代圖像學，以僑居美國的潘諾夫斯基和僑居英國的貢布裏希為代表。然而，圖像學並沒有局限于圖像本身，而具有相當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的週邊特徵。
心理學方法在早期偏重精神分析，以弗洛伊德的方法為主，也涉及榮格的分析心理學，前者強調性心理，後者強調集體無意識和原型心理。自20世紀中期起，拉康心理學在人文社科領域發展壯大，影響到各學科領域的研究方法，藝術史研究也不例外。在作品、作者、讀者和周圍世界的四向關係中，如果説哲學方法強調周圍世界，語言學方法看重作品本身，那麼心理學方法就關注作者。拉康心理學中的“凝視”概念，從心理學伸向了傳播學，不僅見證了研究方法的跨學科延伸，也揭示了視覺文化研究之方法的跨學科性。與拉康大致同時，英國精神分析的“客體關係學派”理論，也影響了視覺藝術的研究，其母嬰關係、潛在空間、過渡客體等觀點，推進了圖像闡釋的方法。在拉康之後，由於克裏斯蒂娃等女性主義研究者的推動，心理學從20世紀前期的形式主義轉向後期的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研究，成為週邊研究的重要方法，併發展出性學和怪異理論等相關觀點和方法論。
文化學方法類同於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前述三者皆為其理論來源，無論是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中的馬克思主義，還是語言學中的解構主義和符號學，抑或是心理學中的性別和性傾向問題，都為文化學研究提供了的方法論的支援。我們已經談到，文化研究與視覺文化研究是有區別的，後者並非僅僅是前者中關於視覺的部分。二者雖然密切相關，但視覺文化研究自有其研究領域、對象和方法。文化研究提供的基本理論的大框架，多是觀念層次上的，例如關注非主流的邊緣現象，關注非精英的大眾文化。但是，視覺文化更多地關注視覺性問題，其方法也更偏向視覺形式。不過，此處的視覺形式，不是現代主義時期之文本自治的觀點，而是不再受制于形式主義的視覺形式，其闡釋不局限于作品，而是涉及作者、讀者以及形成周圍世界的整個語境。換言之，文化學方法是一種從文本到語境的研究方法，它使視覺文化研究得以超越週邊研究和內部研究之二分法。
以上四者的要義都是闡釋，無論是從作者、作品、讀者的角度，還是從周圍世界的和社會文化環境的角度來進行闡釋，對視覺文化研究來説，方法論的要義都在於視覺性，這就是立足於圖像內在的視覺形式，以外在的語境來提供闡釋的支援。關於語境問題，除了後現代和文化研究以來的新歷史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等等之外，今日西方學術界的方法論還涉及消費批評、生態批評、空間批評等方法論，基本上都屬於週邊研究。
三、 視覺形式與視覺性
如前所言，就視覺文化研究的方法論來説，視覺形式不是封閉的自治的形式主義的形式，因為視覺形式不僅涉及作品，也涉及作者和讀者，更涉及周圍世界和社會文化環境。這數者的統合便是視覺性的呈現。
視覺形式又稱視覺語言，或視覺因素，指事物的視覺呈現，其訴諸視覺感知的圖像，具有二維平面和三維立體的特徵，更具有可介入的空間存在。按照形式主義的通常説法，視覺形式包括點、線、面，包括外形、平面、立體，也包括光線、明暗、色彩、肌理，以及設計、構圖、空間、時間、動感、質感、量感、節奏、韻律等各類因素。在20世紀前期，克利夫·貝爾所説的“蘊意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強調線條和色彩，以及二者之關係所訴諸人的情感因素。貝爾所言，指出了圖像文本和讀者之間的關聯。後來的形式主義者多有類似特徵，例如阿恩海姆所言之視覺形式，包括了色彩、光線、外形、空間、透視、運動、平衡、張力等因素，不僅訴諸讀者的感知，更涉及作者的表達。
視覺形式同讀者和作者的關聯，引出了兩個理論，一是“意圖論”或稱“意向論”(intentional theory)，二是“感知數據論”(sense-datum theory)。前者指作者的創作意圖借助作品而對讀者發生作用，屬於週邊因素，後者指作品本身的形式因素對讀者所發生的作用，屬於內部因素，以及從內向外的延伸。就前者而言，作者與圖像文本的關係是一種表述和承載的關係，視覺形式在此起著工具的作用。就後者而言，無論是讀者從作品本身的形式因素中受到情緒感染，還是從中獲取內容的意義，都涉及到圖像感知和視覺思維的過程。這兩者均使自在自為的內在視覺性，轉化為成為由意圖決定和由闡釋決定的外在視覺性，並由此而給視覺形式以生效的語境。
對視覺形式和視覺性的這種認識，還有另一種表述方式，這就是美國學者惠特尼·戴維斯在他剛出版的《視覺文化的基本理論》中所説的“接續”(successions)，也就是延伸、中繼和發展。照戴維斯的説法，視覺性是整整一個系列的接續過程，從形式接續到風格，再接續到圖像，最後接續到文化意義。這個過程説明視覺性是動態的、發展的，與藝術史的諸多方面相關。在20世紀前期，形式主義者認為藝術史是關於風格發展的歷史，因而從形式的側面考察視覺藝術的演變。在20世紀中期，圖像學派認為藝術史是關於圖像發展的歷史，所以關注藝術發展中圖像的演變。在20世紀後期，後現代主義者認為藝術史是關於觀念發展的歷史，便執意探討藝術中的觀念發展。我們不難理解，到了21世紀初，視覺文化研究者説藝術史是關於視覺性的歷史，當然也就在藝術史和視覺文化研究中強調視覺性的發展。
戴維斯在他的新著中，一開頭就討論視覺性的形式功能，強調藝術的非功利性。他認為，視覺性一旦成為形式，便具有視覺感知的心理和生物特徵。有了這樣的前提，如果往日的學者可以説藝術史是關於風格的歷史，或是關於圖像的歷史，或是關於觀念的歷史，那麼，現在也就可以説藝術史還是關於視覺發展的歷史。於是，在視覺文化研究的語境中，視覺的發展便與藝術的發展相關聯，視覺性成為藝術史的發展主線。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戴維斯將自己的“接續”觀點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從文藝復興時期波提切利等畫家的作品中，從他們使用線條所刻畫的形象中，看到了線條作為構建圖像而具有的再現功能，恰如他從注重繪畫性的畫家作品中也看到了圖像的再現性。無論是線性(linear)圖像，還是繪畫性(painterly)圖像，都揭示了再現的圖像特徵(pictoriality)。這樣，將線條之類視覺形式引向圖像，又將圖像引向再現，便是戴維斯從視覺形式的內在形式，步步“接續”到再現客體的外在關係的過程，視覺性由此而超越了自治形式的局限，與外部世界建立了聯繫。
戴維斯之起于形式的“接續”分析法，依照了他從藝術史的角度而對視覺圖像之本體存在的認識。從哲學上説，他對藝術史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接續”現象的認知，形成其理論的認識論，而他對視覺藝術之“接續”建構的認知，則形成其理論的本體論，與之相應，他從“接續”角度所進行的從形式到風格再到圖像和文化意義的分析，形成其理論的方法論。在此，理論與方法不可分，二者統合為戴維斯理論中的視覺性。
有了對視覺形式和視覺性的上述認識，我們便可在下一章轉入對圖像的研究，以及再下一章對再現問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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