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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巴拉特
作為威尼斯雙年展基金會的主席，保羅-巴拉特是有理由驕傲的，任職期間開創了威尼斯雙年展參觀人數的新紀錄，保持財政收支的平衡，做到90%的資金自籌，並且見證申請參展的熱潮。在人們期望著他能再次被任命時，他同時被提名為義大利新政府文化部長候選人。鋻於此，藝術新聞報對這位帶給威尼斯雙年展新鮮活力的人進行的回顧性專訪。
藝術新聞報：兩次任職威尼斯雙年展主席，在你看來都取得了怎樣的成就？
保羅-巴拉特：第一次任職時剛好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時期，不排除也有很多令人充滿激情和活力的時刻，但自1968年以來，威尼斯雙年展從未真正緩過來。任職的第一年，我們在一個近乎什麼也沒有的地方辦了威尼斯電影節，那時找不到其他場所來為戲劇、舞蹈、音樂提供舞臺。那時，我們策劃辦公室所在地的地板都是不安全的，我們已經接到遷移通知。由於傾盆大雨，我們被阻止在綠堡公園舉辦建築雙年展。但同時，一項改革法案頒布了，賦予了雙年展基金會更為有效的私營地位。這一重大轉變是雙年展運營過程中的標誌性轉捩點。
藝術新聞報：能概述下這次復蘇後的多樣性舞臺嗎？
保羅-巴拉特：我們是從以國家館為基礎參展而受到限制的藝術展開始的，那時候義大利國家館的策展人就將重心放在了義大利藝術以及圍繞著國際性的主題進行策劃的展覽上。而對後者的關注産生了很多不錯的展覽，但同時也使其置身於持久的爭議當中，這樣一次擴展持續幾年之後，藝術展被完全取消了。所以1998年我們決定藝術雙年展（包括建築展）應當有兩個支柱：一個是國家館的展覽，另一項是依據指定主題委任策展人進行操作的重要的國際性展覽。我頭腦裏産生的這個框架可以説是卡塞爾文獻展和威尼斯雙年展的結合。於是就有了第一屆由 Harald Szeemann策劃的國際展。而義大利國家館最初也不是用作我們自己國家的展覽，當然後來在一位特別策展人的領導下它復興了。
而我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為這項主要的國家展找一處合適的場館。我們選定在綠堡公園和軍械庫辦國家館的展覽，這裡已經完全地被重新裝修過了，因而國際展有兩處不同的地點：位於軍械庫裏有著巨大空間的白色墻壁的前義大利國家館和綠堡公園中繩廠之類的空間。但我們得有新的義大利國家館，後來我們獲得了開放的40800平方米的展覽空間，而隱蔽的空間也有21000平方米。那一年，我們開始重建這被稱之為“賤賣”的場館，結果導致了很多國家都要求擁有各自的永久性場館。日漸清晰的佈局和國際展覽的成功産生的直接效應就是申請參展的國家數量的增長，這也進一步激活了國際展。
藝術新聞報：重新上路的威尼斯雙年展在發展到什麼程度時受到了來自日益增長的同類活動的競爭？
保羅-巴拉特：其實來自同類大型藝博會的競爭一直存在，比如説巴塞爾在時間戰略上就選定在威尼斯雙年展進程中的時間點上。在處理和其他雙年展以及藝博會的關係上，我們常常需要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我們總是很努力地試圖做成功，而不是僅僅是腦子裏裝著成功，同時不受名目繁多的活動的影響，保持我們這一身份的信念，我們可不是一場藝博會。我所理解的藝術展應當是一座“風力機”而不是商業機器。在任何情況下，只要我們妥協于市場的壓力，我們就可能失去對公眾充滿向心力的地位，恐怕教廷將不再要求以它自己的國家館名義計劃參展。
藝術新聞報：你怎麼如此確定藝術雙年展的策展人能獨立於市場壓力呢？
保羅-巴拉特：當然，我們也意識到威尼斯雙年展已經被視為一個巨大的機會，就是任何一個參展的藝術家都很可能面臨著參展後作品市場價格的飆升，這對藝術家是好事，但也使得我們的肩上的責任更重了。打動我們的精神是藝術所展現出來的持續的創造力，我們爭取去發現和展示藝術家在自由創作中所展現的多樣性價值觀，並使之融入到參觀者日常的情感體驗之中。而一個策展人清楚自己在策劃展覽時他的能力是在被考驗的，從活動項目背後的指導原則到靈感的抓取以及展覽的呈現都是要被評判的。此外，還有一個保證透明度的合適的方法就是讓策展人充分意識到他們的責任心。
通常由畫廊主主導的藝博會持續時間僅幾天，而雙年展長達六個月，遠超過一些私人展覽。今年的參觀人數超過40萬人次，我們的任務是傳播知識、情感和批評的精神。今年國際展中參展的83名藝術家有32名年齡在35歲以下，佔74.7%，也就是説有62名藝術家是首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藝術家一旦參展或者他的一件作品被選中參展，作品的創作以及運輸費用都不用藝術家本人承擔。當然，策展人清楚藝術家和代理他們畫廊以及收藏家之間的關係，但不會觸及已經出售給第三方的權益。雙年展基金會將會為被選中的藝術家提供展會期間的花費，確保由第三方提供財政支援，這樣藝術家當然是受益的，也不會對策展人的選擇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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