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有卡塞爾文獻展、巴西有聖保羅雙年展、義大利有威尼斯雙年展、美國有惠特尼雙年展、南韓有光州雙年展、英國有利物浦藝術雙年展……，其他國家也在不斷地加入舉辦雙年展和三年展的行列。中國雖然在舉辦雙年展和三年展乃是後起之秀，但本著趕超英美的精神的指導下，近年來中國各地的雙年展和三年展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涌現。繼上海、廣州、成都、深圳、南京舉辦了雙年展和三年展之後。2009年，重慶看著鄰居成都熱熱鬧鬧地辦了四屆雙年展之後，終於按耐不住了，打著樹立“重慶獨具特色的國際化文化品牌”的口號，舉辦了“當下藝術的文化想像”首屆重慶青年美術雙年展。今年寧夏銀川也鬧開了鍋，號稱“將填補西部地區缺少國際一流藝術展示舞臺的空白”，舉辦了所謂“西部地區水準最高”的中國西部國際藝術雙年展。在創意文化政策的指導下，各地政府都暗地叫著勁，爭先恐後的舉辦雙年展和三年展來製造政績。照這樣下去，中國有23個省，4個直轄市，5個自治區，2個特別行政區。如果每個省市都舉辦雙年展和三年展，中國至少有33個展。此外還有各省市的地方上的雙年還有各種藝術節，比如北京的草場地雙年展、宋莊的藝術節和798藝術節。中國的雙年、三年展、藝術節將數不勝數。在數量上早晚要比其他國家的雙年展和三年展相加的總數還要多得多。
正當各種雙年展氾濫成災的時候，2010年9月7日開幕的台北雙年展宣稱要以雙年展的形式反思雙年展。要打破雙年展“廣告＋（預算×展出空間÷藝術家人數）”的公式，讓雙年展的重要性在於藝術的可能性，營造出不明確的暫時情境，讓藝術意義重新生産。這次展覽在許多方面與傳統的雙年展都有很大的差別
每個雙年展每次展覽關於美學或社會學的標題都是每個展覽的理論核心並形成各自獨有的特點。而今年台北雙年展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沒有任何形式的展覽標題。不可否認，作為大規模的展覽，雙年展的主題一般都具有強大的包容性，所謂對美學和文化的問題的反思往往顯得宏大而空洞，呈現泛文化和泛政治化的特點，而純粹的藝術史和理論梳理已接近想像力的枯竭。所以威尼斯雙年展和卡塞爾文獻展都紛紛邀請人文歷史學者擔任總策展人，使雙年展的主題闡釋越來越像一種人文學科學的實踐宣言。人文歷史學者難以跳過歷史與藝術史的鴻溝，其高深的策展理念難以對越來越多的個人化、情感化、視覺化的參展作品進行涵蓋和梳理。展覽主題看似深刻，卻處於被懸置在藝術現象和藝術作品之上的尷尬位置。同時，具有政治性的第三世界雙年展，雖然主題具有針對性和戰鬥性，但雙年展畢竟不是政治運動和改革，最終只能是紙上談兵，坐而論道，對世界格局的改變收效甚微。在中國，隨著從企業支助到政府主導，雙年展的獨立性和學術性已經讓位於行政命令，藝術展逐漸成為了權力的傀儡。政府不是將具有學術獨立性和藝術價值的藝術展覽作為城市文化形象的代表，而是將展覽主題轉變成城市形象的頌歌，如2008上海雙年展主題“快城快客”結合2010年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其實重點宣揚的是上海作為一個現代化都市的快速發展。
同時，在不少雙年展中，美協對作品的選擇也進行嚴格的控制，帶有情色、暴力和政治性的作品往往被拒之門外。當代藝術想利用政府和商業的力量擴大影響，反而被體制化和被商業化。雖然奉行“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八字真言，讓文化與經濟雙贏，也無可厚非。經濟效益對於一個國際品牌的雙年展來説，是擋也擋不住的。如作為具有上百年曆史的藝術節，每屆威尼斯雙年展舉辦之際，都有大量的旅客涌入水城，使威尼斯的旅遊業收入頗豐。然而，在雙年展大躍進中，雙年展一旦偏離了最重要的目的，即推動藝術實驗的發展。進而也將失去了雙年展的藝術和文化特色。同時也將使政府和企業更為看重的其他目的黯然失色，如城市和企業的形象行銷、旅遊業的開發、對公眾藝術品味的培養。
從以上方面來看，雙年的主題對藝術、社會、文化和經濟的貢獻都難免讓人失望，所以此次的台北雙年展取消了一般的主題，但並不意味著沒有展覽定位以及方向。以前的雙年展和其他藝術展總是為文化、政治、社會問題瞎操心，此次展覽試圖回到藝術內部問題上，對從“對雙年展機制的自我反思”延伸出的“藝術的政治性”的探討。策展人林宏璋在策展前言中寫道“政治藝術大半指向藝術內容、功用以及一種與人民關係的藝術；但前者“藝術的政治性”則指向藝術的內部，顯示藝術的製造、消費及流通模式。換言之，是藝術本身如何構造自身的方式，因而「藝術的政治性」展演呈現一種檢驗藝術自身的途徑。” 在展覽運作中，策展人以一種民主的機制和靈活展覽模式去推動藝術開放性和實驗性、保障評論的自由、並促進藝術機構之間的合作以及精英藝術與觀眾的交流和對話。
本次展覽有幾個亮點，第一個亮點就是展覽將打破固定時間、固定地點和固定作品的展覽方式，使展覽成為一個流動、持續、發散和不確定的兩年藝術計劃。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與分散在台灣各地的藝術機構合作，將雙年衍生一系列的藝術項目。這與馬上開幕的2010上海雙年展的“巡迴排演”中的“巡遊”的方式有點異曲同工，都使雙年展與各地藝術機構開展緊密的合作，處於現場情境和遊牧過程之中，成為一種持久的藝術行動。台北雙年“展演”與上海雙年“排演”創作力的理念也有幾分相似，也將發揮和展示藝術家的多種才能，如從事策劃、教育、田野考察和藝術創作等各種工作。而三分之一以上作品也將由藝術家們共同集體完成，增進互相之間的合作。
第二個亮點就是創造機制的建立。邀請08年參加台北雙年的Lara Almarcegui、Burak Delier、Irwin、Superflex四位藝術家在去年的作品基礎上創造新的作品。這個項目對改變國內藝術作品標簽化的現象特別有意義。目前大陸許多得到市場認可的藝術家，特別是架上藝術家，其作品的題材和手法都處於長年固定不變的狀態。這類標簽化作品總是原封不動的輾轉于各個藝術展覽之間，對於有觀展經驗的觀眾來説，可能已經沒有任何吸引力，只要看看展覽名單就心中有數了。而展覽往往成為了捧場的朋友的Party和飯局。但藝術明星對於展覽的媒體炒作仍具有可操作性。許多大展覽只能靠請藝術大腕亮相來博人眼球。比如，已經辦過兩屆的“藝術長沙”只不過是企業家充當策展人的玩票展，在沒有任何學術定位的情況下，只能借助藝術明星來炒作。
此次台北雙年展這個活動的意義就在於迫使藝術家保持源源不斷的創作活力，在以前工作的積累上，不斷的推進自己的工作。同時，也為當代藝術不斷保持活力提供一個有效的途徑，即藝術家雖然在市場面前具有惰性，但展覽可以成為一種保障創新的機制，為藝術家注入強心針，不斷地迫使藝術家推進工作。
第三個亮點是對批評家和藝術家的批判自由的保障，以各種不同方式呈現多樣的反思向度。在“人造衛星計劃”中，批評家黃建宏和陳泰松被要求介入到整個活動過程中，對整個雙年展的運作和藝術家的作品進行不留情面的批評。這對一般展覽之後才舉行研討會的模式進行了改革。以前研討會只能起到事後諸葛的作用，不能對展覽的進程發生任何干預。許多展覽的研討會不過是流於程式。批評家往往受邀而來，有道是吃人嘴短，礙于情面，也不必叫勁。許多展覽的展覽主辦方不想邀請那些可能會説些反話的批評家。而“人造衛星計劃”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光説漂亮話可不算稱職，批評家的義務必須對作品和展覽進行批判，對這個展覽、藝術家、策展人提出真誠的建議。 同時，這個展覽也展出了批評性作品，其矛頭直指主辦方檯北市立美術館的機制。德國藝術家克裏斯坦．揚可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因不滿台灣的美術館往往由政府委派不懂藝術的政客來領導的機制，而創作了影像作品《館長剪輯版》。進行一場倣真電視節目選秀方案拍攝的“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選拔賽”來甄選館長合適人選，還邀請了前任館長謝小醞當評審。選手陳怡君先用膠帶封住嘴巴，然後脫下鞋子，甚至將一隻絲襪套在手上，這象徵著無須言語、腳踏實地，並鼓勵創意的三重意義。以“人人都是藝術品”的訴求當選館長。雖然這個作品的批判性與新任館長和美術館的體制的衝突一度升級。但仍然允許參加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展覽，並被放置在館長室進行播放。這個作品有趣的地方就在於美術館對這個作品的包容，而這個作品很可能絲毫不能動搖美術館官僚體制。
第四個亮點是對話和交流的開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在與各種機構的合作中，形成了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對話；在藝術家的團結合作中，形成藝術家之間的對話；在“人造衛星計劃”中，形成了策展人、批評家和藝術家之間的對話；在各種講座、論壇、藝術教育機構、工作坊、創作過程的展示的交流中，形成了藝術與公眾之間的對話。
台北雙年以雙年展的形式反思雙年展，以藝術行動去反思藝術政治，以實驗性倡導實驗性。沒有提供一個所謂的價值判斷，但拋出了一個個值得深思的藝術本體問題，同時試圖創造一片藝術自由生長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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