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其一生，吳先生是個文藝青年，學不會老成與世故，而他這一輩的文藝青年大抵熱烈而刻苦——
吳冠中
上世紀赴歐學藝的著名官費生，先有二十年代的徐悲鴻與林風眠，繼之有三十年代的吳作人與呂斯百，到了四十年代，趙無極、熊秉明、吳冠中三位先生，成為二戰之後到1949年之前，民國政府派赴歐洲的最後幾位藝術官費生。
2000年我初到清華美院，被領去拜訪吳先生，問及此事。他説，抗戰期間他考取杭州藝專，一路流亡，途中苦學法語，預備將來去巴黎。勝利後，國民政府迅即恢復各學科專業官派留學，全國42個名額，其中繪畫一名，雕刻一名，他與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動身。趙無極哪年去的，怎樣去的，吳先生也説及，我此刻不記得了，好像也是官費吧。1949年末，他們三位為了回不回祖國而在巴黎徹夜長談，早已是著名的故事：趙熊二位留下，吳先生回來了。
九十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趙先生至今仍在巴黎。他與吳先生均享高壽，不知哪位年齡更大。今晨得到吳先生辭世的消息，算起來，他是民國時期赴法畫家而留在大陸的最後一位老人了。
我沒有受教于吳先生的榮幸，僅得一次拜訪，此外是在三四次眾人的場合望望他。“文革”前，吳先生初露鋒芒，我小時候在美術雜誌看見他去西藏的風景寫生，但不太聽人説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資歷：六十年代情勢，一切文藝講革命，他的畫風不被宣傳的。“文革”後吳先生聲名大噪，因為人人期待新權威，美術界忽然發現我們還有一位正當盛年的留法畫家，而他有見解，敢説話，“文革”甫歇，美術評論尚在口齒不清批教條，他就一反唯物論者“內容決定形式”的官式教條，堅稱“形式決定內容”，影響至今。其時吳先生五十多歲，如許多靠邊復出的老畫家一樣，到處請去給賓館畫大畫。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請他來給師生做講演，那時沒話筒，他幾乎句句叫喊，蘇南口音，詞語簡潔，高聲歷數十大美學問題，此刻我只記得一條：“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此前“文革”，哪有人這樣子説話呢，我當即神往，心想，這麼明白的真理我怎麼不知道啊！底下掌聲雷動。講完後，吳先生目光炯炯扣緊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種抱拳——對全場每一角落頻頻致意，好像預備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顫動著，搖撼著：我又看得神旺，心想，留法前輩到底不同，我怎麼不知道這等漂亮激昂的手勢呢！
及後漸漸看到過去的資料和影像，才知道吳先生上臺全是民國左翼青年的講演遺風，慷慨激昂，不容分説，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戰動員之際。新世紀初那次訪他，他已八十齣頭，家居清談，仍然神色剛正，用詞肯定，確信自己的每一句話，跡近論辯的模樣。他的面相本來清癯而決然，説到快意處，總有斬釘截鐵之勢，像是生了氣似的。
所以圈子裏傳他語驚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九十年代為紀念中國美術館成立多少週年，老少賢集，輪番捧場，待吳先生上去，卻説：我們這樣的大國，這樣的美術館，我感到可悲！——這“可悲”一詞，必要以他的宜興口音説，音同“苦拜”，且要狠狠的口齒，斷然念出來——又譬如新世紀初全國美協主席職位出空，他是無可置疑的前輩，候選大佬之一，結果又説煞風景的話，弄得四座啞然。他説：我要是出任主席，頭一件事，美協解散！這“解散”一詞的宜興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吳冠中風神了。
我當場聽他一回説話，隔著桌子，絕對真實的。還是初到清華美院那年，張仃先生、吳冠中先生、袁運甫先生，還有我，算是開始招收博士生。待吳先生由人扶進來，請他給墻上十幾位考生作業評幾句，他顫巍巍巡看一過，毅然説道：我一個都不招！“那麼，吳先生您看是不是給打個分呀？”他應聲叫道：“最高60分！”
現在美術界這樣子説話的老人，大概不會有了。我曾有幸見識過幾位吳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藝專，北平藝專，多有類似的耿介而強硬，可見民國出道的藝術家大致性情畢露，不看人臉色的，即便後來給整得不像人樣子，熬過浩劫，一朝出頭，脾性還是在，只是如吳先生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貫，委實少見的。如今吳先生一去，言動周正的角色們總算鬆口氣：這樣地不留情面，給人難堪，實在是時代面前太不識相了：譬如中國的美術還不如非洲，譬如畫院應該統統關閉，譬如一百個齊白石不抵一個魯迅……每出一説，總有若干評家長篇大論結結巴巴反駁他，但他的資格擺在那裏，蕓蕓眾家究竟拿他沒辦法。現在好，諸位可以耳根清凈了。
但別的熱鬧也就跟上來，因吳先生畢竟是可資對外吹噓的大門面，前些年與他“商榷”的論家們或許筆鋒一轉，又來稱頌他老人家。
終其一生，吳先生是個文藝青年，學不會老成與世故，而他這一輩的文藝青年大抵熱烈而刻苦的。老同學孫景波七十年代隨吳先生在雲南寫生，説他畫完收工回住地，天天親手洗畫筆。洗筆多煩啊，他卻喜滋滋。袁運生先生與吳先生相熟，説“文革”後去他家看畫，每一幅竟用報紙小心包好了，藏在櫃子裏，一幅幅取出，拆開，看過了，又仔細包攏放回去。這樣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種過時的美德吧，此外的代價，是吳先生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大約是七十年代末的某次夜談吧，老人對運生幾位説了些歸來之後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來敲運生老師的門，神色儼然，再四叮囑，大意是：昨夜談話沒有錄音吧？千萬不可外傳啊！
那代老人的長期恐懼和抑鬱，當令年輕藝術家不能想像，也不必親歷了。今時我們但知吳先生的膽氣和敢言，不知他還有許多不能説出的話，現在想來，即便“外傳”，誰又會當真。我從未見吳先生笑過，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畫舫齋的什麼會議上，散場時我走去對他説，他的文章很痛快。他只一聲“哦？”腳步停了停，但在很長很寬的人中一帶，略微見笑意，隨即十二分嚴肅起來，詢問是哪一篇，又問我同意不同意，意態極是懇切，其時他並不認識我。很多年後，袁運甫先生邀我去美院，曾問及張仃先生與吳先生的意見，據説他也首肯的。
2004年春，美院照例請來醫生給全院老師作例行年度體檢，吳先生剛抽完血，右手摁著左臂的肘彎，腰板筆挺，神色凜然。那是我末一次見到吳先生，看他排在長長的教師隊列中安靜等候著，我有點吃驚，忽然明白他是這單位幾十年的老職工。我又無端想像他1949年怎樣在巴黎咖啡館與兩位同學爭論到底回來不回來——當初趙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實狠對，吳先生毅然回來，我以為也狠對。那次家訪我對吳先生説了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人中很長，但我忘了他是怎樣回應的——原中央工藝美院，今清華美術學院，張仃先生，吳冠中先生，是最可驕傲的兩位老前輩，一位來自延安，一位去過巴黎，今年一年，他們先後停筆休息了。
以上是我對吳先生的零碎的感念。他的晚生與研究者很多很多，想來會有珍貴的紀念和評説吧。
2010年6月27日寫在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