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仃
門頭溝的坡路蜿蜒進山，越來越陡峭，一直爬至谷中山腰處一所石頭砌成的居所，有茂林青蒿掩隱。由庭院返身眺望，山下一汪湖水泛著氤氳，緩緩地隔開來時穿過的市井喧囂。張仃先生居此，時有登門者求見，或嘆其衣食簡樸、步履生風，或嘆其篆書愈發力透紙背、氣度雍容。但先生不在乎來者説什麼，或因年高耳背，似乎客廳裏所有談論都與他無關，每天就著窗戶灑進的陽光讀書、寫字或抽抽煙斗，心境淡泊，純然如返樸歸真的童子。
張仃先生曾被形容像一隻老鷹，令我想起電視《探索》欄目中飛禽之王高傲的巡視和迅猛的出擊。但我認為張仃先生更像一位不打正面遭遇戰的特種兵：他從“一點之美”出發，先研究分散的目標，實行各個擊破，然後由點至面，待條件成熟時才一舉進攻重大營壘。例如他在國統區的抗戰漫畫——一種有力的遊擊武器，其有效性不亞於一個兵團的攻擊；例如後來研究民間藝術，研究西方現代派，均屬重個案研究以獲取精華的戰術。我認為大凡早經延安洗禮的左翼青年，都是後來實行迂迴戰術的高手。1949年以後中國需要重振形象，行典儀之治，張仃先生便作國徽設計，開國大典郵票設計，還有反映新中國成就的展覽設計，以及後來色彩絢麗的機場壁畫、裝飾畫和壁挂等等。從70年代起，張仃先生便集中精力返身專攻那個延續了上千年傳統的山水畫大本營，最終成就其法無定相、氣概成章的焦墨山水。
張仃焦墨寫生《黔西行》
唐宋以來的山水畫幾經研習，由董其昌歸類，至“四王”已成高度概括的符號體系，且為後繼文人迴旋于儒道之間的看家本領。故歷來山水畫與治國之術一樣，不斷被悉心總結，遂成套路，一旦奉為圭臬便難以偏離。20世紀初的陳獨秀、徐悲鴻等人認為中國畫至此已喪失表意自然靈性的功能，遂用西畫的光影法改造之，隨後林風眠一路也用後印象派的構成法調和之。張仃先生起步雖晚卻獨闢蹊徑，試圖以寫生來還原這一符號體系的生態屬性。
寫生是一種此在的觀看。套用笛卡兒的話，屬“我看故我在”的西畫模式，即以一個固定視點來定視框，將物象轉換為框定對象，再將其摹寫于畫面。故寫生有時效性，重物像此在的生動詳實，若有科技的攝影助之，便可將“客觀”一網打盡。而中國山水畫傳統則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方式來觀看廣袤深遠的自然，以求“澄懷觀道”。相對而言，山水畫的“胸有丘壑”是一種流動的觀看，“搜盡奇峰打草稿” 概為默記的心稿，而自然中詳實鮮活的生動性或光影細節則勢必有所忽略疏漏，這本源自東西方兩種觀看模式的不同。再看張仃先生的畫作，署名皆用“它山”，意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用哪家的山石來琢何種的玉？張仃先生一直往返吐納于傳統與“摩登”之間， “城隍廟與畢加索”之間：一方面，先生借寫生觀物取象，遍遊大江南北，心得目擊之妙，便當場寫于毫端，用他自謙的話説，是在一張白紙上“描紅”。1954年張仃、李可染等在北海公園舉辦首次水墨寫生畫展，這在當時已是了不起的突破。另一方面，雖説先生的畫出自寫生，但又不受西畫成法的羈絆：他往往在一個定點上，在90-180度的半徑之內，搖鏡頭似的將景象收入長卷，而當景象較近，或影響視線，便採用搬家的辦法，換兩三個視點來完成，他説如此寫生便像神仙一般，手執趕山鞭就可以隨意搬遷山水，令人酣暢。在此，寫生亦即創作，有取捨，有改造，名為對景寫生，實為以意造景，讓情感進入，連貫、生動，一氣呵成。因此，張仃先生十分清楚“它山之石”是為用，“玉”是為體，這“玉”就是建立在藝術本體之上屬於自己的形式語言。他堅持長年寫生以討素材的鮮活，同時又不放棄以書入畫的筆墨傳統，並視之為中國畫的生命底線。故張仃先生無論是表現崇山峻嶺、田野農家，還是小橋流水、廊榭亭閣，其畫風的高古淳樸均來自於他長期堅持不懈的書道實踐，特別是在古樹或野枝的勾勒刻畫上，我以為是線走龍蛇而出神入化之典範。
張仃先生年近花甲始用焦墨。中國畫的墨分五色是以含水性的多寡控制為基礎的，焦墨曾被譽為五色之首，為渴筆散鋒之墨，能使線條起沙，解物象于斑駁陸離。焦墨的使用意味著對水性的絕對控制，意味著將暈染的恣意壓縮于腕指之間，而筆法則不得不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明清以來只有程邃、黃賓虹嘗試焦墨，但先生晚年何以獨取焦墨？我想，這些焦墨山水是他在文革之後畫出來的，在筆墨和對象的選擇上自然寄託了人生的理想，至少也包含了一種對骨法用筆的執著。他曾經私下給朋友説，從此再也不用色彩，甚至厭惡色彩，在用墨上也最終選擇了至簡至純。或許，他要以焦墨來掃蕩一切水性的譫妄並以此捍衛線的活力，讓骨法用筆昇華為生命人格百折不撓的符號表徵，用黃賓虹的話説，焦墨的最高境界為“乾裂秋風，潤含春雨”，愈蒼勁而愈顯氣韻華滋。在審美的層面上，我想張仃先生對墨色長達三十多年的“控制”背後，一定隱藏著他對中國藝術“重線”這一偉大傳統的癡迷，而這種癡迷的背後，也一定隱藏著他作為大藝術家知白守黑、素以為絢的人生哲理。
素以為絢是一種大美的選擇。張仃先生的藝術，就是從一點之美到觸類旁通，從絢麗多彩再復歸單純的生命軌跡，它所彰顯的精神魅力仍將深深地吸引諸多後學。
文/包林 （作者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