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中國當代藝術近年來的發展，芝加哥大學的巫鴻教授認為，中國當代藝術對其“當代性”的實現往往是通過對繪畫在視覺藝術中傳統優勢的挑戰來完成的。“當代”的概念不是指所有存在於此時此刻的作品，而是指一種具有特殊意圖的藝術和理論的建構，其意圖是通過這種建構宣示作品本身獨特的歷史性，為達成這樣的建構，藝術家和理論家自覺地思考“現今”的狀況與局限，以個性化的參照、語言及觀點將“現今”這個約定俗成的時間、地理概念加以本質化。
近20年來，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始終未能繞過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當代藝術與西方當代藝術的關係問題，它包括中國藝術界如何看待西方藝術的問題，也包括中國藝術界對於西方如何看待中國藝術的“東方想像”問題，或者説，這種對西方的“東方主義”的想像與誤讀，成為中國藝術界一種揮之不去的“身份”焦慮。黃專在為《畫廊》雜誌開闢的“中國當代藝術如何獲取國際身份”為題的討論撰寫的前言中這樣寫到：“近幾年來在藝術界，西方對東方的關注是國際當代政治版圖上‘後殖民主義’、‘非歐洲中心化’思潮的一種反映，它有沒有冷戰後西方中産階級和文化界對東方的那種“含情脈脈”的文化獵奇的味道呢？我們是否應該去迎合這種趣味抑或利用這一機會，重新確定中國當代藝術的國際方位呢？以何種姿態進入國際或者説如何深入了解國際規則、擺正中國當代藝術的國際位置、認識其準確的國際價值是從文化意義上真正的‘中國話題’轉化成‘國際話題’的前提條件，否則，國際機會就可能變成一種國際陷阱。”
事實上，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並不具有西方藝術史的某種邏輯順序，它具有跳躍性、同時性、雜亂性等多種特點。對於不同的中國藝術家來説，藝術史的知識、藝術風格的文脈繼承與藝術語言的結構並不相同，現代主義的語言研究在許多人那裏仍然是一個未完成的課題，缺少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理論的學習也導致許多年輕一代藝術家和策展人思想空白與知識匱乏，即使是對當代社會的切入，也只能成為某種簡單的新聞報道與道德批判。與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自律”和後現代藝術的“觀念”更替不同，中國當代藝術在全球化的普世人文理想與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價值之間，在藝術的社會功能與自身語言的深化拓展方面，都還存在著批判性反思與重建的雙重任務。由此，我將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走向概括為“觀念、傳統、東方、語言、現實”這五個思維向度，這也是中國當代藝術家在自我表達、走向世界時所無法回避的五個創作路徑。
回顧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可以看到，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現代化的進展確實起到了複雜的重要作用。全球化的過程，就是現代性不斷擴張的過程，它既是經濟一體化的普遍性過程，也是西方文化與價值觀念對第三世界的全面滲透過程。在效率、平等與民主的普遍性價值觀下，確實存在著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強勢影響。這種矛盾正是現代性自身的內在悖論，即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現代性結構——同質化與異質化相互交織、普遍性與差異性的相互糾結。也就是説，在文化與價值觀方面，每一個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都必須面對這樣一種衝突中的選擇：既要對一切有益於民族國家與文化建設的西方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思想與制度開放與借鑒，也要注意保存和發揚本民族的優秀文化與價值理想。對於中國藝術家而言，更要強調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用文化連續性觀點辯證地了解傳統與現代，尋找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性進程中的活力點，而不是簡單地在批判或繼承之間做出取捨。
對於東西方文化問題所蘊涵的根本問題，即本土文化價值與現代化之間的緊張關係，使我們不得不思考，保存本土的生活方式與創造現代生活方式的現代化進程，二者能夠共存嗎？對此，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史上的許多學者是有不同看法的，在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中，他們試圖界定中國文化的特性與中華民族的生活態度。例如，反對現代化的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認為傳統中國文化的核心可以與某種形式的現代化相容並處，他指出中國文化代表了一種理想的生活模式，即在生存意志與環境之間的協調平衡，這種文化強調人的生存在於較大的內在滿足與快樂。
我們是否可以將中國藝術中的現代性概括為現代生活、現代意識、現代藝術形式、現代媒介、現代觀念？無論哪種概括，我們都不能擺脫現代性固有的內在矛盾，即前述“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現代性結構—同質化與異質化相互交織、普遍性與差異性的相互糾結”。這種矛盾在現代城市生活中具有更為鮮明的典型特徵。在全球進入資訊化的地球村時代，在巨無霸式的跨國壟斷公司越來越在全球政治、經濟生活中佔據著重要地位的後工業化時代，我們更有必要思考中國藝術的現代性問題，從中尋找自己的文化選擇。（作者係《美術研究》執行主編，本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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