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沒有苦澀這個疙瘩，你的畫就深刻不了。就不能感人。苦澀這個東西，不管你是把它咽進去，還是吐出來，都會噎得你直眉瞪眼流眼淚的。我説就是這個味道，就是這個感覺，只有藝術家才能體會到。

人物背景：史國良，４８歲，北京人，中國當代著名人物畫家，中國美協會員，中央美院及首都師大美術系客座教授。他的作品《刻經》榮獲第23屆蒙特卡羅國際現代藝術大獎賽“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大獎”。畫風以寫實手法，反映時代生活為主，功底紮實、筆墨厚重。1989年移居加拿大溫哥華，1995年披剃出家，為當代中國畫僧的再傳人，現定居北京。

    夏日的清晨，我走進北京紫竹院公園的東門，透過一層薄霧，撲面而來的是濃濃的綠意，蔭蔭的翠竹，碧碧的湖水，讓人轉瞬就仿佛從浮躁轉入了寧靜。穿過這一片靜靜的園地，我來到史國良所住的小區，見到了這位身材魁梧、一身僧衣的畫僧。他長著一張標準的國字臉，眼窩略有些深陷。他家客廳的墻上挂著名家的畫作，桌上擺放著一尊佛像，房間佈置得既像僧室、又像畫室，樸素的布藝沙發邊是一束怒放的粉紫色劍蘭。坐在沙發上，我們聊了起來。
記：據説您小的時候，家境不是太好，但是卻很喜歡繪畫，最後走上這條路也有很多坎坷而艱辛的故事。

史：是，我小時候生活真的是很貧困，因為趕上了這麼一個時期，就是60年，60年以前。再加上我家一些特殊情況，因為我家孩子比較多，只有我父親一個工人，只有他一個去做工，工資又很少。那些錢根本沒辦法養活一家人。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餓。一個孩子多，經濟困難，（所以）餓;再一個，那個特殊的時代，我相信（當時）所有的人對這個字都會刻骨銘心的。
記：是一種饑餓的狀態？

史：對，經常感覺餓得頭昏眼花的。地裏的野菜我都認識，什麼野菜能吃、什麼野菜叫什麼，哪個樹葉能吃，哪個樹芽能吃、怎麼吃，我都非常非常清楚。那麼這些東西對我後來的藝術創作（來説）是個無形的寶藏。讓我很容易就和老百姓，跟我所畫的人物、跟那種特殊的生活聯繫起來。

    有人説，史國良的畫充滿了生活的氣息，畫面表現的是友情、是母愛，是人性的流露，史國良告訴我：自己進行藝術創作時，最重要的源泉就是小時候的這種生活積累。
記：那您小時候生活這麼艱難的話，最開始是怎麼跟繪畫結緣的呢？

史：我想我也跟很多孩子一樣，從小就有一種天性，喜歡塗鴉，喜歡拿著紙到處畫。凡是拿個東西，就喜歡亂畫，就想表現。因為我那時候家裏很窮，孩子又多，沒有人給你更多的照顧。那麼我需要一個東西來安慰我，喜歡這樣做，而且不孤獨。而且我從小、很弱、很自卑，被人家欺負，被人家追著打，所以我特別自卑。我只有在畫畫的時候，大家會表揚我、家長也會表揚我，身邊的人也會表揚我。大家都會説：“這個小孩，將來能當個小畫家。”我就在裏面得到一種力量和溫暖。只有在這裡面，我能找到一種自信，把我受的委屈也好、或者是辛酸也好，我覺得我能給忘掉、給抵銷了。我需要這種溫暖、需要這種自信，所以就拼命去畫、繼續畫。

我從小學到中學，經常給老師畫一些教科圖。其實挺辛苦的事，又耽誤學習，但是我覺得挺光榮的。老師在臺上講課，挂著那圖。我就在底下欣賞，我説：這是我畫的，這是我畫的。我老有這種感覺，呆會兒，老師説：史國良，你站起來，我説的這是怎麼回事。這時候，我就傻了。根本沒聽進去，但是在裏面有一種滿足。
記：那個時候，人家都説，這個孩子是個小畫家，那你是怎麼勾畫自己的未來的？

史：我覺得，畫家對我是很神秘的事，那會兒要説你是個什麼家，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我爸就曾經這樣跟我説：三兒，你將來要是當了畫家，你將來吃的香蕉啊，你就不用吃黑皮的。你就天天有肉吃。因為我小時候，只有在過年的時候，大年初一會吃一碗肉。我爸這麼一鼓勵，又有好香蕉吃，又有肉吃，又有新衣服穿。哇，這多好的一個未來呀，我特興奮，那我一定得當畫家。

    小的時候，史國良穿的是姐姐們剩下的舊衣服。他是男孩，那些女孩子穿的花衣服給他穿之前，要再染染色，染成黑的。可是，時間一長，衣服多洗幾遍以後，就被陽光照得褪了色，露出裏面的花色，為這，小夥伴們經常取笑他，他也感到難為情。但是，在他畫畫的時候，他的心卻很快樂、很自豪。

史：每到放學以後，我就在那兒弄黑板報，大家都走了、回家了，就我一個人在樓道裏，也沒人跟我吵，也沒人欺負你，也沒人罵你。每天自己在那兒，進入那種狀態，特別享受。大廳裏特別空，我就唱歌，一邊唱歌，一邊什麼（畫板報），有時候是打著手電把這件事完成。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史國良作品的題材多取自北方農村。後來，他卻改變了作品的表現主題，創作了以西藏宗教為題的巨作《添油燈的人們》及一系列西藏組畫，這和他後來的經歷有關。

史：我很早以前，我更多的是畫北方的生活，畫北方的農村，比如説畫過紅旗譜，畫過小兵張嘎的插圖、封面，鼓書藝人。創作基地基本是以北方生活為主。78年研究生畢業以後，老師黃胄先生説：你應該選擇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基地，去開拓一下。因為老師畫的是新疆，我覺得應該區別一下，就選擇了畫西藏。再有，西藏在我腦子裏很神秘，因為是看電影、畫報，畫冊，以前灌了很多這種東西。尤其是有一個電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農奴》，裏面有很多很多特殊的音樂，特殊的光線、特殊的寺廟等等。到現在，想起這個事，我就很震撼，所以也有那麼一種情結，就是把你的感情都抓進去，投入進去。

    史國良第一次去藏區是在中央美術學院讀研究生的時候，那一次，他去了四川的阿壩藏區。

史：第一次我就感覺到一種震撼，那種寬袍大袖，那種強烈，那種原始的狀態，那種特殊的生活。他們那種特殊的酥油味，我覺得對我都形成了一種衝擊。那個遼闊無邊的大草原上，遠遠看見一點紅，那點兒紅都是他們的紅頭巾、紅衣服。還有白雲，和地上的羊都連成一片了，再遠遠地聽到那些歌兒。哇，真刺激，喜歡。首先喜歡這個地方、喜歡這裡人的形象，這裡人的臉呀，被太陽曬得黑了，裹一個紅頭巾，或是裹上一個綠頭巾，都是最原始的那種顏色，我們叫原色，沒調過的那種顏色。大塊的黑、大塊的白，什麼都是一塊一塊的，我覺得有一種力度、有一種衝擊力。不光是視覺，我覺得心靈上都很震撼。我當時就決定，我要一輩子畫這個地方。現在想想也是一種緣份。

    最初去西藏的時候，因為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一樣，文化背景不一樣，史國良和藏民的溝通很困難，為此，他想了個辦法，給藏民們看手相。這個時候，他又有了新的發現。

史：我就看見一個老太太，她大拇指這兒，就是手指甲蓋兒這個地方有一道深深的溝。我就特奇怪。一般人家有的（人）下巴磕兒有一道溝，她怎麼手指頭這兒有道溝呢？我一看：哇，她在摳那個念珠，就是摳出來的。擠壓得指甲蓋這兒一個坑，肉也有一個坑。都形成這樣了，結果好幾個老太太都是這樣的。哎呀，就這種東西過去沒發現，那種心理的歷程、人生的歷程，都濃縮在這個地方。

    和西藏的老人聊天時，史國良發現，這些篤信宗教的老人，生命雖然已經接近終點了，但他們關心的問題卻都是：我的兒子能怎麼樣呀？我的孫子能怎麼樣啊？我們家那條大牛能怎麼樣啊？聽得出，他們很依戀現實生活、依戀塵世、依戀兒女親情。
記：那跟他的心理追求和精神追求，都不一樣？
史：對，所以我覺得這特有意思。希望自己馬上升天，馬上進入極樂世界，同時對塵世間又這麼依戀，我覺得這就是人。
記：很矛盾。

史：嗯。我們現在人也經常生活在這麼一種矛盾中。所以，我覺得他內心中有很多要挖掘的。我過去是畫他的外面，現在我是走進去，從心裏面往外畫。因為西藏文化，從聽到的，到看到的都覺得有一種神秘的感覺，實際上，這種神秘的感覺只是一個現象，真正神秘現象的源泉來自於老百姓的心、來自於人。
　　　
    第一次和藏民的接觸，給史國良不僅帶來了視覺的衝擊，同時更帶來了心理的衝擊。１９８１年的冬天，作為解放軍藝術學院的一名教師，史國良帶著學生到西藏的芒康實習，這是他第二次來到藏區。當時因為大雪封山，他們回不去，就只好住在藏民家裏。

史：我有一種真正深入生活的感覺。雖然這些很重復，但是你慢慢就會發現一些你過去不曾發現的一些細節。那個老太太的長頭髮、那個白髮就像氈子一樣。就是已經全粘在一塊兒了。還有我第一次看到老太太的乳房。她在家裏，上身也不穿著了。因為西藏的袍子就是這樣，等天氣熱了就脫下來，係在腰上，天冷的時候就穿上。你平時是看不到她們婦女把乳房裸露出來，但是因為我住在他們家裏，都熟了。老太太就在火旁邊捻線、做家務，我就看見她兩個乳房耷拉下來，就像兩個袋子。那小孩子，就是她的小孫子，就在一堆羊毛和草的小筐裏面，跟小狗一樣、特別可愛，還爬過來吃老太太的奶，哪還有奶水呀。（我）突然發現有一種情在裏面，是老人與孩子的，我們想像不出的特徵在裏面，那種生動、那種特徵，是你想不到的，是很多很多那種生活的細節，都是特別容易入畫的，從哪個角度都容易畫出來。然後，燒的那個火，再給他們一點兒火光。哎呀，真是非常非常好看。

    這幅生動的畫面深深地印在史國良的心中，直到今天，雖然時間已經過去20多年了，但他還清晰地記得當時的場景，記得那家女主人的名字“央金白瑪”。從那以後，藏民們獨特的生活和心靈感受就一直深深吸引著史國良，使他一次次拿起手中的畫筆去描繪藏民們神秘的生活，去表現他們豐富的心靈。
    他用畫筆描繪藏民臉上虔誠的微笑，他用內心去體會藏民生活中的艱難苦難。
七進西藏的經歷和生活給史國良帶來了太多的感動和震撼，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給他帶來了無數的創作靈感和藝術享受。

史：我曾經發願，我要跟著西藏朝拜的人群。一到冬天，農忙季節一過，很多人會到拉薩磕頭。各地藏區的都會來，他們有的會從幾千里地以外，一步一磕頭，磕到拉薩去，有時候要磕幾年。我一直想跟著一個家庭，磕頭，走完這麼一個歷程。我試了幾天，真是不行。
記：太艱苦了？

史：太艱苦了，實在受不了。就像一種高密度的訓練一樣，只吃點兒糌粑、喝點水，又缺氧，繼續上路，就這樣。穿得又那麼破。你要是穿件新衣服，也會磨破的。我想如果一般正常的人在那兒，頂多在那兒堅持十天，再往下，絕對不可能。
記：就是體質上也適應不了？

史：對。但他們也有老人和小孩，體質比我們差，但他們沒問題。你問他苦不苦？他用他臉上的那種笑容、那種陽光告訴你，他很幸福。他心裏有一盞燈。
記：那您心裏這盞燈是什麼？

史：我覺得這盞燈就是我對藝術的一種執著、一種熱愛。我想我以前畫都是為別人畫，想爭口氣、想改變生活。慢慢這些東西退卻以後，我還喜歡畫畫，還有一種力量。我發現我真的喜歡。（我要追求一種完美。以前畫的是生活現象，現在我要把它充實起來。我要用我的一流的技法要表達我內心的感受。

對繪畫藝術的執著追求成為史國良心中的一盞長明燈，在這盞燈的照耀下，他進入了一個癡迷忘我的創作狀態。伏爾泰曾經説過：人生最大的發現就是發現你自己，發現你自己是一塊可造之材。最大的工程就是把這塊可造之材打造成一件有用的東西，最大的奉獻就是把這塊東西留給社會，留給後人。這句話同樣也成為史國良的座右銘。

史：我覺得不光對我。對所有從事事業的人都是一個座右銘。不完全是為自己的，帶一種大愛、一種大情在裏面的時候，它是一種事業，是為社會、為別人的，有一種責任在裏面。那麼你已經進入這種狀態了。只有有了這種使命感，或者説這種使命感附到你身上的時候，你就停不下來了，就像跳舞的人穿上了一雙紅舞鞋，就是你今生今世，你會停不下來了，到死為止。別人可能覺得你這樣太苦，但是你自己覺得你很幸福。我只有這樣死法，我覺得這才是我。

    幾十年來，癡迷于繪畫的史國良就像一名永不停步的舞者，在自己的畫布上舞動著畫筆。他以自己的眼光看西藏、創作出一批反映西藏風土人情的作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幅作品就是《刻經》。

史：這個《刻經》是我在1989年畫的。當時我是在西藏一個偶然的發現。就在拉薩街頭，有很多人在刻石板，刻嘛呢經。它是一種宗教形式。比如他們在轉那個經筒，或是西藏挂了很多經幡，同時還有許多石板，各種各樣，叫嘛呢經，表達他們對宗教的一種敬畏，一種乞求。有人就一輩子在刻經，有人一輩子在印經，有人一輩子在轉經。哎，（我）就發現一個老頭地專心致志地在那兒鑿。他的手都變形了。不像我們平常從一個角度去鑿，他轉來轉去的、多角度的、這個手的花樣特別多、特別好看，我當時就勾了個小素寫稿子，記錄下來了。

    黑色的背景、穿著白衣服的刻經人、準備刻上嘛呢經的牛頭。史國良看到的這個場景很快就出現在他的畫作中。後來，這幅《刻經》獲了獎，這給史國良帶來一種新的激勵，在深層次上又給他一種力量，從此以後，他更加執著地追求藝術，創作了一幅又一幅的畫作。

    1995年，史國良的人生有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受戒出家。這個轉折和他的經歷有關。小時候，他從沒留過長頭髮，而且很喜歡合掌，人家經常説他像和尚；後來，他臨摹敦煌洞窟的壁畫時，僧人們對於繪畫的虔誠和執著曾經深深地打動了他；再後來，西藏的宗教生活與宗教文化的氛圍更是感染了他，漸漸地，史國良一心虔誠向佛。1995年，洛杉磯西來寺的長老在溫哥華化緣，見到了史國良。這個長老繞著史國良看了一週，仔細端詳了一番説：“你渾身上下都該是僧人。”一聽這句話，史國良的眼淚當時就流了下來。他覺得緣份到了，就沒跟家裏人商量，毅然受戒出家。

史：鐘鼓“咣咣”，戒壇特別隆重。人山人海，大家在看這樣一個盛舉，我成了一個焦點人物了。這時候，他問我的時候，我就覺得，我那時候真是甜酸苦辣，就像弘一大師説的那樣，真是悲欣交集。這時候，那鐘“咣咣”敲的時候，我覺得真是敲到我腦子上一樣。我就記得我就哭，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種哭。

記：為什麼哭呢？

史：感慨呀，我明天要成和尚了。我怎麼跟我家人説呀？

記：有沒有猶豫？

史：猶豫。有點兒後悔，這時候有點後悔了。我覺得這是不是太過分。我怎麼真成了這樣了？我是一個教授，我得過大獎，我孩子怎麼辦呀？我孩子正在讀書呢。一下子，腳也落地了。這時候，鐘在敲，鐘、鼓齊鳴呀。我腦子像爆炸一樣。哎呀，我現在想起這個事（真是）…

記：假如時光能倒流，回到您做出選擇的那一天，您還會這樣選擇嗎？

史：那我一定不會這麼選擇了。

記：就是過那種現實的生活？

史：對。那是非常現實的。我會很好地過現在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的。很珍惜這段時光、這段感情。

記：現在後悔嗎？

史：我曾經後悔，我現在不後悔了。

記：怎麼現在又不後悔了呢？

史：現在我覺得，好多年過去了。我已經適應了。是你自己的選擇，你要對自己的事負責任。我在當時就發了大願：這條路再難、再苦，我一定要走下去。

記：難在哪兒？苦在哪兒？

史：我覺得我還是個人，這是第一苦。我還是個男人，我還很年輕。有很多慾望在我身上都很強烈。你要用一種理念、一種信念，把它壓住，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以前我不會這麼想，但確實是很不容易，很苦的一件事。

    史國良説，他出家的那天是農曆的八月十五，當時，他心中希望月亮別出來，而那一天，月亮就真的沒有出來。從那天開始，他的世界改變了，他的人生也開始了一段新的旅程。}

記：那我想您出家以後，可能跟出家之前看世界，不一樣？

史：是不一樣。因為以前，我是從佛門外邊往佛門裏面看，看的都是陽光燦爛的東西。那麼我對外面的東西很煩，就是很浮躁。

記：佛門裏是個清靜地。

史：對。但是進去以後發現是這麼回事，他除了浪漫以外，他還有很多規距。我也明白那些畫僧為什麼都不在廟裏住。

記：雲遊四方？

史：對，只有身臨其境的時候，那些歷史的很多結就突然解開了。你知道原來是這麼回事，你知道悲欣交集是這麼回事，原來，雲遊四方是這樣的，沒人告訴你，你就知道了。

記：但是那些畫僧在雲遊四方的時候也是遠離塵世的，但是您沒有，您還住在這個地方。

史：我現在跟他們不太一樣，我生活在這個時代，我的文化背景，我所受的教育、我掌握的技法，跟他們完全是兩回事，所以説，我現在是從佛門裏面往佛門外面看。重新來看我原來的生活，我有很多感慨。有很多過去不曾發現的、不曾珍惜的、沒有看到的。這時候，你就特別愛這個地球。因為你曾經孤獨過，你曾經冷靜過，曾經在那麼一個荒涼的地方呆過，你覺得這裡特別溫暖。

記：那是不是説，你出家以後，對塵世更留戀了？

史：對！對！所以我畫的畫應該是這樣的。我不認為我畫的畫朦朦朧朧的，遠離人間、不食人間煙火，這叫出家，不是這樣的。

    雖然出了家，史國良的筆觸卻一直貼近現實、貼近人們的生活，他盡情地揮灑自己的畫筆、從中得到了滿足和安慰，但是在心靈深處，有一個地方還在隱隱作痛，那就是對兒子的深深的歉疚，很長時間以來，這種歉疚成為他心中一種揮之不去的苦澀。

史：我兒子小的時候，我也沒有很好地關心他，都忙事業了。就盡心地不夠，他從小就在他姥姥家長大的。一直很愧疚，也沒有很好地溝通，兒子小的時候，一直很怕我。等到他發生點兒什麼事的時候，我就教訓他。（我）沒有更多地給他一種愛，包括我後來出家，我都覺得我很對不起他。很多機會已經失去了，我生了他，但沒有好好管他。每回想到這種事，總想著用什麼辦法給他補回來。很遺憾，總覺得心裏面是個窟窿。　

記：那您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好好照顧您兒子，他再次回來以後，接納您容易嗎？

史：不容易。剛開始我們打架呀。（他）回來的時候，很現代、很朋克。你知道孩子喜歡染頭髮，什麼到處扎窟窿眼兒，帶什麼環，他扎了好多。連舌頭上都扎了。

    為了化解兒子心中對自己的怨氣，史國良給兒子講伏爾泰的那句話：人生最大的發現就是發現你自己。講《二泉映月》和瞎子阿炳的故事。他告訴兒子：自己天天祈禱能得到一個好學生、天才的學生，然後把他雕琢出來，沒想到這個好學生竟然是自己的兒子，這就是緣份。他期望著有一天，兒子能成為自己最滿意的作品。史國良的苦心沒有白費，現在正在中央美院上學的兒子已經從那個穿耐克鞋，染紫色頭髮的美國男孩變成了穿中式衣服、登老頭鞋，看京劇和崑曲的地地道道的中國男孩，而且，兒子很愛他，天天都要給他打一個電話。

採訪手記：

    幾個小時的交談中，史國良不管是坐著，還是站立，他的身子一直保持著僵直的姿勢。史國良説，這是因為他的病：強直性脊柱炎，這種病被稱為“不死的癌症”，致殘率很高，很難治愈。嚴重的時候，人的腰、背、頸全都強直，走不了路，彎不了腰，轉不了脖子。其實像他這樣的身體狀況，是不適宜去西藏的，但他告訴我，既便如此，他還是會再去西藏的，當然，自己會格外注意保護身體。説這話的時候，史國良的臉上流露出平和而喜悅的笑容。我想，也許是對繪畫藝術的執著追求，他的臉上才有這種迷人的光彩吧。就像他作品中虔誠的藏民一樣，幾十年來，這位年輕的畫僧摒棄了無數的誘惑，用熱烈的色彩一筆筆描繪著那條通向藝術之顛的朝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