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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住宅樓錢江時代是王澍迄今為止唯一的商業住宅項目，開發商是通策集團。住宅是城市建築中的主體，作為建築師，王澍希望介入這類項目，直接面對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並給予正面的回答。但他的想法商業風險極高，從開始有意向做這個項目，到最終做出決定，王澍和開發商一起喝茶聊天長達兩年。終於有一天，開發商對王澍説：“下定決心要做了，我們也理想主義一次。”
王澍打算從中國人原本的生活經驗出發設計這個住宅項目。第一次把圖拿給開發商時，王澍畫的是一個只有兩層樓的小盒子，盒子裏有四到六戶人家。不管最終高層建築有多高，他想要讓住在裏面的人回到記憶中生活的兩層樓的時代。每家有一個很深的陽臺，或者説是院子，院子裏有1米以上的浮土，可以種植6米以下的植物。王澍希望：“小區居民可以站在遠方，指著那個種著桂花樹的地方説：‘看！那就是我家！’”於是，這些兩層樓盒子被疊加起來，形成六棟高層建築，就是現在的錢江時代小區。打造新鄰里關係和垂直院宅的理想主義的初衷在有些住戶心中並未實現，穿插堆疊形成的錯層陽臺方便了小偷，錢江時代小區也曾因此登上了杭州報紙的社會新聞版。
王澍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消息傳出後，通策集團在微網志上説：“王澍獲獎，是遲早的事。一個生活在自己的藝術世界裏的真誠甚至天真的人，總有一天會讓人相信，他的藝術世界是真實的。通策人永遠會記得與王澍合作的那些痛苦與歡樂並存的時光，更記得那些只存在於圖紙上的項目，當一些人向王澍伸出表示祝賀的手的時候，他已經忘了也許是他槍斃過王澍的不少靈感。”
用建築來寫作
一位外國記者曾問王澍：“如果不做建築師，你會選擇做什麼工作？”“我想我會是不錯的作家。”王澍馬上回答。他表示無論是古舊的瓦還是鋼筋混凝土，都只是自己寫作的工具。
在南宋禦街陳列館頂層，王澍給自己留了個地方。那是一塊不大的、兩邊開放的平臺，頭頂就是整個建築的木頂。王澍在封閉的兩端佈置了長條木凳，指著兩排凳子，他説，自己的私心是有一天可以在這裡講學。他的“私心”還體現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的14號樓樓頂，也是設想的能上課的地方。
王澍一直有古典文人著書立説、傳道授業解惑的強烈願望。早在為象山校區選址時，許江和他就帶著恢復中國傳統書院的想法。“大學應該是在山邊有組院子，沒有入學和畢業考試，學生可以隨時進，隨時出，就好像孔子帶弟子，流動性很大，隨時有變化。”王澍説，這種理想奠定了他作品的基本氣質。
王澍有幾十張古代書畫的珂羅版，用來研究傳統繪畫。王澍常借這些畫作來闡釋自己的作品：“有人説從象山校區建築的屋檐上看到沈周的長線條，從校園裏大尺度的連續控制中看到夏圭的痕跡，細膩之處跟李公麟接近。當然和巨然的層巒疊嶂比我還差很多，現在只能説努力向董源的感覺靠近。”進入大學後，王澍開始臨帖，最開始是臨摹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時至今日，他依然保持這個愛好；大三時，他把康得的《形而上學導論》翻爛了，還能倒背《世説新語》。
他可以連續幾天陪妻子逛商場，不知疲倦，他説其實自己在饒有興趣地觀察生活；也能夠在西湖邊坐一整天，看日出日落，一言不發。王澍一直是個不怕孤獨的人，研究生時，他曾經在農村住了兩年，看書、寫字、爬山，獨自面對漆黑的夜晚；跟王澍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手機之於王澍並不是即時通訊工具，他極少接手機，偶爾回短信。在得獎的消息發佈後，一位青年建築師給王澍發了8條短信，幾天后，王澍回了一條。這個建築師興奮地把這些通訊記錄發到了網上。“這個消息我也是聽別人説的，因為不會用網際網路。”王澍説。
王澍出生於新疆，在西安考的大學。他從小對藝術有濃厚的興趣，但是父母卻堅持讓他學科學。最終，王澍學了建築學，介於科學與藝術之間。如果一定要説有家學淵源，王澍説來自父親。父親的工作是拉小提琴，但從來不在家里拉琴，在家的時候只喜歡做木工。在王澍的印象中，幼時的家裏有很多木工工具，自己經常給父親打下手，做好木工上油漆之前打砂皮。父親是一個興趣很多的人，在家的時候會用花盆做小麥品種的改良實驗，後來，王澍在象山校區種起了麥子。
王澍的兒子今年十歲，名叫鬥拱。鬥拱小時候在野外玩，臉上被蚊子叮出紅疙瘩。同行的人要給他抹風油精，王澍卻説：“沒關係，應該讓孩子適應與自然的親密接觸。”家裏發現蜘蛛，陸文宇要消滅，王澍總是將其救下，要與它休戚與共。
在王澍主持的中國美術學院建築學院，大一學生都要學習砌墻、木工。帶木工課的陸文宇記得，連開水都不會打的孩子們做木工時手被扎出血，磨出老繭。“但做成之後每個人都很興奮，都要讓我坐一下他們親手做的小板凳。”對於學生的教育，王澍的目標是把他們培養成“哲匠”。
實驗建築運動
2月27日晚上，網路上流傳王澍是今年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的消息。這個消息一度受到質疑，幾個小時後，普利茲克建築獎官方網站正式宣佈王澍得獎。對陸文宇而言，這是一個難以入眠的夜晚，她不斷收到各種短信與電話，“簡直是炸了鍋。”此時，大洋彼岸，王澍正在熟睡。他剛到美國，需要倒時差，蒙頭大睡，怎麼也醒不過來。到了11點多，王澍查看手機時，剛好接到陸文宇的越洋電話。“你知道普利茲克獎已經宣佈了嗎？”陸文宇問。“這和我有什麼關係？”王澍反問。得知自己得獎，王澍很驚訝。
1983年華裔建築師貝聿銘獲得這個大獎，這一年，他66歲。早在三年前，就有人預言，如果中國有一個人得到普利茲克建築獎，這個人肯定是王澍。即便如此，包括王澍在內，所有人都覺得要得獎還需要十年。
一直以來，王澍都被歸為“實驗建築運動”一分子。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獲得普利茲克獎，很大程度是因為評委們發現，這種原本只能設計藝術家工作室、茶室等小型建築的藝術探索，竟被如此大面積地實現了。他説：“直到得獎，我才驚異地發現，原來過去十多年裏，我做了如此之多的項目。”
作為實驗建築的代表人物，王澍曾經三次參加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時至今日，我在國外做講座時，會有人對我説，你2006年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瓦園’真的很震撼。”王澍説。王澍最初設想把25萬片拆遷下來的舊瓦帶到威尼斯，代表中國城市的大拆遷。後來，瓦片數減少到6萬片。“運過去時，海關一打開，裏面都是灰，海關問是什麼，我們説這是中國的廢品，就象徵性地報了個價。”中國當代建築研究學者王明賢回憶：“西方蓋一個建築，是把舊的推翻，用新材料重做，但中國老建築的舊材料可以繼續用，建築可以再生。威尼斯雙年展是很喧鬧的地方，可看到‘瓦園’，人們就會變得安靜，這是讓人沉思的地方，讓人沉思建築到底該怎麼發展，城市該怎麼發展。”
早在25年前，王明賢就與王澍相識，他把王澍稱作實驗建築最重要的代表，也是一直堅持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建築師之一。王澍的刻苦、克制與堅持被認為是他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他堅持“實驗”十幾年，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完全沒有其他建築師身上出現的“分裂”現象。
在王明賢看來，很多現代建築和城市的關係很突兀，王澍獲得普利茲克獎，提醒了整個世界建築界，中國有這樣一條獨特的建築道路，對世界建築而言是補充或者新的出路。王澍也表示，有一群建築師，在做不起眼的建築，這不是因為他們年輕或者分量不夠，而是選擇了一條反標誌建築和巨大建築的道路，自己得獎是對這個群體的巨大鼓勵。
“我在學生時代已經很突出了，很多同學很羨慕我的工作狀態，但是他們又説，等我賺到錢或等我評上職稱了，我就像你一樣工作，”王澍意味深長地對記者説：“但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到他們賺夠了錢、評上了職稱，就已經在另外一王澍在杭州南宋禦街陳列館內條路上走得太遠，無法回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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