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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努維爾
和法國總統薩科奇一樣，世界級建築大師讓·努維爾屬於法國嬰兒潮一代人，並成為建築界的當權派。他受“結構主義”影響，天性好冒險，無固定風格，反對千人一面的克隆建築；他出産頗豐，建築作品橫跨5 大洲，項目多達224 個。近日，他來到香港，為九龍文化新區出謀劃策。在接受採訪時，他表示，20 世紀和21 世紀剛剛過去的這十年的悲劇在於，我們割裂了自己與地理環境和歷史之間的聯繫。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是一個樣子，像是被克隆出來的，充滿了沒有靈魂、沒有言語的建築。
2012 年，薩迪亞特島，這塊位於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27 平方公里的小島將出現一個新興的文化區。其中，讓·努維爾的盧浮宮衛星館、扎哈·哈迪德的藝術表演中心、弗蘭克·蓋裏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安騰忠雄的海事博物館將逐一亮相，四位世界級建築大師的作品在此比鄰而居。
一個直徑182 米的巨大金屬穹頂，使得讓·努維爾的設計尤為特別；穹頂與所在島嶼的形狀相呼應，努維爾稱之為“半島上撐起的遮陽傘”，而更多人把它形容為來自外星的UFO；中東地區熾烈的陽光，透過穹頂的鏤空，照射到全白的阿拉伯式建築上；努維爾又用水在地面上形成反射的鏡面，微風吹來，波光粼粼，形成星辰般燦爛的光影效果。這一建築得到了阿拉伯人的讚賞，讓·努維爾甚至登上了阿聯酋一家新聞週刊的封面，封面上，他與阿聯酋酋長面對面，凝視著博物館的模型。
阿拉伯世界只是讓·努維爾建築王國中一角；歐洲、美國才是這位64 歲的法國建築師，2008 年的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最主要的陣營。
徜徉在巴黎街頭的遊客，不經意間就會與讓·努維爾的建築相遇。只是遊客怎麼也不會想到，塞納河左岸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會跟埃菲爾鐵塔腳下的蓋布朗利博物館是同一個建築師的手筆：前者擁有一整面高科技感十足的玻璃墻，上面整齊地排列著圓形光圈式的花紋，還會像快門落下時一樣閃光；後者則粗獷如同“原始森林”，大地色系構成的建築綿延伸展，植物從外墻一直生長到辦公室裏。更不用説蒙帕納斯區的卡地亞基金會，一棟優雅的玻璃建築，夾在兩片巨大的玻璃屏風中間，身在其中，有窗外的大樹為你遮陽。
普立茲克獎評委會在授獎時這樣評價他：“過去的三十年間，讓·努維爾已將建築的理論和實踐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把好奇、敏銳的冒險態度帶入每個項目中，使現代建築領域不僅有了更多的成功案例，還極大擴展了現代建築的語匯。”
建築成為讓·努維爾征服世界的獨特方式。作為第二位獲得普立茲克獎的法國人，努維爾每年大部分時間都不在法國，而是轉戰於世界各地的項目現場。從1973 年至今，努維爾的建築生涯已近四十年，足跡橫跨五大洲，建築規劃項目多達224 個，其中78 個已經建成。這樣高的産量和中標率在建築大師之間也屬罕見。
2009 年末，讓·努維爾受邀參加香港設計營商週期，為九龍文化新區的建設出謀劃策。
這位身材高大的法國人，常年留著光頭，一雙鷹眼深陷，聲音洪亮厚實；與自己設計的五彩斑斕的建築不同，努維爾常年穿黑色的衣服，只有夏天在法國南部度假時才會換上一身全白的行頭。講英文時，他夾雜著濃厚的法國音，以至於有些時候，他需要借助助理的幫助才能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意思。但是，不太流利的英文並不妨礙這位建築大師在全球各地的項目進展。
“我覺得，過去的十年、乃至一個世紀中，建築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與其所存在的地理環境，與其歷史背景脫離了關係。”努維爾告訴《外灘畫報》記者， “每一塊土地，每一個客戶，都有權利獲得一項全新的、完整的規劃，一個完全與當地融入的，一個能夠解決問題的建築。”
“時代造就了我”
“他很不固定，不斷嘗試，雖然不是每次都可行。這樣做的結果導致他的作品中既有非凡的傑作，也有實驗性的和不那麼符合美學的作品。但是每一次，讓都願意投身其中，去做新的嘗試。這真是了不起的品質。”建築大師弗蘭克·蓋裏曾這樣評價好友努維爾。
和法國現任總統薩科奇一樣，讓·努維爾出生於二戰後的法國。二戰後，法國迎來了嬰兒潮，法國人將這一代人稱作“糟糕一代”（the Infants Terrible），而努維爾可能是其中最“糟糕”的一個。努維爾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是高中老師。少年努維爾一度想學習繪畫，但是遭到了父母的強烈反對。“我的父母不肯付學費。他們覺得當藝術家太朝不保夕了，讓我去學數學或科學，雙方妥協的結果是我學了建築。有用，但也跟畫畫有點關係。”努維爾説。
1968 年，努維爾以第一名的成績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建築系。當時，法國政府正要關閉美術學院的建築專業，所以安排的教員也有些“不靠譜”：一個是以聖像為創作主題的藝術家兼建築師克勞德·帕朗（ Claude Parent），另一個是哲學家改行的建築家保羅·維裏羅（PaulVirilio）。這兩位老師對努維爾日後的發展産生了重要的影響，讓他現代主義風格的作品帶上了哲學、神學的傾向。至今，努維爾最愛聽的音樂還是11、12 世紀的教堂合唱，最愛的建築則是以彩色玻璃窗聞名的巴黎聖禮拜堂。
在校期間，努維爾就公然藐視學校的教育方法。當時的建築教育普遍不重視調查和批評，而是以圖紙的精美程度給學生打分。系裏佈置作業讓學生畫一幅兒童圖書館的設計圖，努維爾寫了一篇對“法國各地兒童心目中的圖書館”的分析報告交上去，最後的結果自然是被退回。類似的事情屢屢發生。努維爾也常混跡于巴黎的藝術青年之中，與他們高談闊論。
努維爾説：“當時建築界盛行國際主義風格，我發現，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呈現出雷同的面貌，混凝土的方塊房子比比皆是，建築與本國文化沒有任何聯繫，與所在環境也並不和諧，只是克隆、再克隆。這並不是一名建築師應有的態度。”
從大二起，努維爾就在老師克勞德·帕朗的工作室打工；畢業以後，他繼續在那裏工作。25 歲那年，努維爾在帕朗的幫助下自立門戶，與人合開了一間建築師事務所。努維爾在帕朗的引介下認識了藝術評論家喬治·布大宣（George Boudaille），這讓努維爾能參與兩年一次的藝術博覽會館設計，藝術的視野越發開闊。
社會、家庭、教育的背景相互作用，奠定了努維爾日後創作的基調。“每個人都是時代的産物，”努維爾説，“我出生於戰後的法國，深受結構主義的影響，如果我不去好好地分析一件事，那我就會迷失方向。”
1980 年，法國總統密特朗提議在巴黎塞納河畔建造一座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Arab World Institute），讓法國人更多地了解阿拉伯文化的價值。那個時期，法國政府修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府工程。僅在巴黎，就有盧浮宮擴建工程、巴士底歌劇院、國家圖書館，以及德方斯巨大的拱門等。所有這些建築的方案都通過競賽取得的（舉辦競賽是法國挑選公共建築設計方案的慣常做法）。眾多的競賽讓像努維爾這樣的年輕設計師獲得了嶄露頭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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