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裝與建築的跨界對話

建築與時裝，究竟存在何種關係？在科技日益發達的策動下，建築設計的趨勢，從原來專注于外形改造的構想，逐漸轉變為材料、結構以及內外空間上的突破。而時裝設計領域中的建築化探索則早在1960年代就已蔚然成型。正是基於窺見“結構”對服裝設計師與建築師的同質化影響，我們試圖為服裝與建築之間提供一個相互對話的平臺，以探討正在相互重合那一部分邊界，為各自領域尋求另一種可能的方向。

1940年代，Pierre Balmain曾宣稱，“衣服是一種流動的建築”，並且相信“一件衣服中沒有什麼比結構更重要”。他是Christian Dior提出“New Look”時最得力的幹將，看似古典、優雅的設計使我們差點忘了他竟然是在時裝界進行建築探索的第一人。此後很快出現了Balenciaga的簡潔而硬朗的圓形外廓、Pierre Cardin在1967年創造出來的性別模糊的幾何形裙裝，以及Pacco Rabanne那援引自建築材料的充滿力量感的衣服。無一例外，他們都擁有建築學的教育背景，卻始終矢志不渝地在時裝設計領域中進行關於結構、材料、廓形等方面的大膽探索。

與此相呼應的是，荷蘭建築大師Rem Koolhas在《S.M.L.XL》中，以服裝號型的小號、中號、大號及超大號來暗喻建築事件中的尺度與比例。在庫哈斯那裏，建築與服裝一樣，都屬於社會學研究對象，都存在著某些符號性的語言片段。“鳥巢”的設計師Herzog &de Meuron在其建築實踐中持續不斷地表現出的對表層處理的關注，並毫不諱言受到服裝設計中對布料運用的啟發。而著名的Office dA事務所則直接表明其在南韓某總部大樓的設計中，就採用了服裝設計中打省、壓褶的方式來處理材料與結構，以達到內部空間與外層表皮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也許這些建築探索，都試圖表明服裝與建築存在某些層面對話的可能，比如結構的變化、材料的使用、尺度的把握、外形與內部空間的處理，以及與人的關係等等。如果説建築是被征服了的自然，那麼它也同樣適用於對服裝的描述。所謂“人”，即是由某種遮擋物包裹著的動物，這遮擋物使他/她感到自我的神聖和不會被擊敗被愚弄的尊嚴感，它提供了某種意義上神聖的柵欄。它可以是貼近身體的、具有身份認同的衣服，也可以是與身體保持一定距離的、為人提供活動的建築場所。建築與服裝在某些本質意義上是一樣的，它們都使人不再同其他動物一般，完全與自然融為一體，而是有所區隔，帶來保護與活動空間。它們都是人類文化的載體，都是身份與記憶的表述，都是夢想的物質化象徵，是人的延伸。

長期以來，時裝的轉瞬即逝，使其與建築的恒久性背道而馳。然而觀察近年以來的建築實踐，也許恒久性正在逐步喪失，比如日本設計師板茂（Shigeru Ban）喜歡用回收的紙管——一種傳統觀念中速朽的材質——在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上以網狀結構搭建出輕如蟬蛹一般的日本館，它的即時性避開了西方建築對恒久性的執著追求，從而走向了輪迴的可能。

也許，時裝與建築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但正因為有差異，反而有了討論的可能。我們希望藉由彼此相互關係，開闢另一條關於建築、關於時裝的思考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