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笛現場-攝影師：李樂為

《紐約時報》

2010年10月23日

作者ANDREW JACOBS

鎮江，中國。在凝聚了搖滾、放克、朋克和電子樂音樂的盛會--中國資格最老、最大膽音樂節-迷笛音樂節裏，一些稀奇的事情發生了。表演者們在臺上嬉笑怒罵時政人物，刻有紋身的大學生們叫賣有拿政治開涮意味的Ｔ恤衫，還有一小群氣勢洶洶的樂迷放火焚燒了一副繡有不雅語句的某國國旗。

這一切稀奇是因為，這個有著啤酒、露營地和人群沖浪的四天盛會，是由該地方政府贊助的。政府總共花了兩百多萬美元把玉米田修理成了表演場地，鋪設了公路，付錢給咆哮的朋克樂隊，還為八萬人留下的垃圾清理費買單。

政府官員們還向音樂節提供了帶白手套的保安。他們戴上現場提供的噪音防護耳塞，禮貌地忍受類似“痛仰”或“ＡＫ４７”名稱的樂隊和互相打泥仗的粉絲們。

對於用保安來防止印有大麻圖案的小商品買賣所産生的“不協調性”，迷笛音樂節的創辦人張帆並不陌生。

“過去政府把搖滾迷看成洪水猛獸，”張帆説到。自從２０００年張帆初次創立迷笛音樂節以來，幾次活動曾遭政府職能部門取消。“而現在我們都是國家力求創建和諧社會的一份子。”

張帆沒有抱怨，其餘的幾十個搖滾樂隊也沒有抱怨　——音樂家們終於找到了實現其藝術價值的方法。即使誰也都還沒有成為富翁。

政府的態度轉變，再加上有政府背景的商家願意給錢把logo打在舞臺上，這一切讓音樂節在中國爆炸式的繁榮起來。在2008年，為期幾天的音樂節只有5個，基本上都在北京。到了今年，數量增加到了60個，而且地域跨度從北方內蒙古的草原一直到南方雲南省的高地。

所有的音樂節沒有一個例外，都得到了政府支援。各地政府開始意識到，身上穿孔、亂跑亂撞的搖滾樂手並不一定立志要推翻現政權。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至少目前認定了音樂節能夠傳達一種連最老練的宣傳也無法製造的特殊資訊：“酷”。

“這些地方政府官員都想讓他們的城市被想像成好玩、年輕、時髦的，以吸引更多的遊客和搞好公關形象。”來自Zebra Media的李小姐説。Zebra舉辦的音樂節中有一個位於成都某公園，地點由成都市政府為其量身定做，屆時觀光人數超過15萬人。

部分人懷疑政府這種行為只是為了迎合併同化青年文化。其他人則認為音樂節的繁榮是一個值得鼓舞的信號：即搖滾、朋克以及重金屬終於可以擺脫政治、經濟的長期鐐銬，找到屬於自己的舞臺。

即使政府官員們堅持提前審查所有的演出內容，被拒絕的情況卻並不常見。組織者透露部分原因是因為很多音樂家用英語演出，這對於有經驗的審核員來説也是個挑戰。

“政府歡迎年輕的樂隊用英語演唱，因為這樣的話樂迷們就聽不懂他們在唱些什麼。”音樂製作人、後朋樂隊PK14的主唱楊海崧説。

即使是好事，太多了也會出問題。音樂節的突然繁榮，導致了音樂節互相競爭、音樂節觀眾的分散；大家都在為爭奪這群數目有限的、能承擔150塊錢（22美金）門票的音樂節粉絲而戰。草率管理出現了食品衛生、廁所緊缺和音效設備品質無保障等問題。幾乎門每一個有經驗的表演者都會碰到麥克風安裝錯誤或被音樂節組織者“忽悠”的情況。

“應該沒有比在臺上受傷還要蹩腳跑到音樂節大門更難堪的情況了。就因為沒有人想到要提供一輛救護車。”Helen Feng，一位華裔的美國音樂人這樣回顧她最近一次在音樂節表演時跌倒受傷的經歷。

另外一個問題是，中國的獨立音樂界還在“青春發展期”，在音樂産出的品質和原創性上仍存在不足。很多音樂節的內容都存在雷同的情況，有一些在音樂品質上更是差強人意。

“如果所有音樂節都只有同樣的三支樂隊，或者是有太多的商業贊助，又或者年輕人玩得不夠爽，他們就不會再回來。”Helen Feng小姐説。

唯一不存在“忠誠度”問題的音樂節就是迷笛。迷笛音樂節始於2000年，來源自張帆所創立的北京迷笛音樂學校的校園音樂會。如今迷笛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現象。在沒有被強迫關閉的歲月裏，迷笛音樂節吸引了百支樂隊和成千上萬的樂迷來到北京的公園。這些樂迷包括了享受自由氣氛的文化青年、臉上長著青春痘的搖滾狂熱分子，和一小堆喜歡聽到本土音樂“大吼大叫”的憤怒的民族主義者。

然而就在去年，在相關部門太多次臨時取消音樂節的事件後，張帆決定把音樂節移到別處。位於江蘇省的鎮江市不僅主動邀請迷笛並提出在長江的一個大島上建造音樂節場地，更是大方地提供資金支援、一份十年的協議和不干涉的合作態度。

張帆堅持保持票價在9美元一天的低價，並限制商業贊助。他同時説服政府放下對演出內容的過度監管。“他們（政府）很明智的採取了我的意見，同意不請領導到臺上對觀眾發言等等。”張帆説道。

結果是成就了一個充滿清新氣息、生氣勃勃的音樂節和一群呈現中國反主流文化的觀眾。當一場大雨把綠地變成了泥濘，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畫面出現在眼前，當然也沒有了公然的性和毒品。

在台下，小商販們叫賣著革命時代的舊紐扣、兔子耳朵、熒光棒，七彩的小丑假發，陽具形狀的水槍和和喂飽了的“羊駝”。

Qian Cheng，25歲，自己隨手寫了一個標語，説要以五元（75分美元）的價格把自己賣給任何一位相中他的女孩。Qian先生來自中國中部，在電視臺工作。他跟剛見面的十幾個人坐在塑膠製成的墊子上，全都是通過網路結識的。當被問到他們有什麼共同之處時，Qian滿意的看看四週，説道：“我們不裝模作樣而且忠於自己。不像外面的世界那樣為金錢和外貌著迷。”

現場有一個醒目的配件是“紅領巾”-原年輕的共産主義青年脖子上圍得一絲不茍的那種領巾。但是在這裡，紅領巾纏在了胳膊上或腿上，或直接矇住臉裝成強盜的的模樣。

22歲的建築學學生Chen Chen解釋説小學生時被教導説紅領巾代表的是先烈的鮮血，現在它已成為另外一種象徵——象徵支援在統一劃齊的社會裏開創出一片天地的一個群體。“紅領巾象徵我們對純粹搖滾的信仰和我們與壓迫鬥爭的決心。”他自豪的説。

然而，更多的音樂節走的是更世俗的方向：無政治性的娛樂，日常壓力的消遣或者購物的機會等。在迷笛樂迷們在鎮江泥濘裏打滾的時候，在附近的杭州——在昔日50年代的水泥廠——今天政府建設的藝術中裏，幾千名衣裝講究的專業人士聚集在精心打養的草地上悠閒的漫步。

杭州音樂節的組織者Zebra公司，在其中設立了藝術與手工藝市場；為了強調可持續發展的主題，還特意開設了廢物交換的帳篷。在這裡沒有紅領巾，音樂也屬於流行偶像範疇，容易入耳即可。

即使在音樂節的前兩年會虧本，Zebra的李小姐表示她希望能夠推出音樂節的概念和讓中國的年輕人接觸到各種不同的音樂。當説到的音樂人部分時，她説：“我希望孩子們可以看到他們能把自己的才能轉化為一份職業。”

PK14樂隊的楊海崧環顧摩登天空音樂節現場時卻不禁感到一絲懷疑，摩登天空與其他音樂節同時舉行，在楊的右邊是某酒商的帳篷，左邊是一長隊衣著光鮮的等待著拿某品牌免費手提袋的年輕觀眾。當被問及中國青年文化是否走到了一個重大突破口的邊緣時，他微笑然後搖搖頭説：

“政府以前認為我們很危險，現在認為我們是一個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