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方，總是謙厚地對待這方斯土;謙厚地對待自己的藝術哲思。鄭乃銘，《當代藝術新聞》雜誌的總編輯。兩個人，原本不識;卻在因緣際會之下，被邀請在一個特定時空底下首度以文字來作對談。在這次對談中，鄭乃銘從丁方風景畫所透露的肉身糾結開始問起，同時也提到丁方作品所滲透出來的苦味，並且;對他筆下人物特異性也提出好奇看法。丁方在這一問一答過程，也彷若在揭示自己的記憶，一層又一層;讓自己重新去面視自己所關心這塊土地，不管它曾經走過如何一番境遇曲折，從歷史中心到時代邊緣，丁方選擇了黃土高原這個視點來做發聲，土地的苦難，一點一滴都留下痕跡，丁方清楚看到這些痕跡，竟也能把這份放在心裏的苦澀，轉換成為精神充沛的能量，緩緩嘗出了一道甘甜。這份來自不同年紀與背景的兩人對話，有其令人玩味之處，等待著與您分享。
鄭：彭鋒教授在提到您的作品時，説得極好“我在丁方的風景畫中，看到了畫家與風景的這種肉身化的交織。”這所謂“肉身化的交織”，最令人玩味。我想，先從這個開始提問，您如何看待這個形容呢?
丁：彭鋒教授的這個形容十分貼切，我理解包含了兩個層面的意思。一、開啟了生命體驗與藝術表現的獨特視角，這一視角是東方/中國所獨有的，它既涵蓋了人類的普遍經驗，又具有中國的特殊性，該特殊性首先是中國的自然地理，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歷史人文傳統。二、是指藝術家在創作時達到了“物我交融”的狀態，仿佛自己的肉身已經化為作品的一部分。
鄭：肉身化的交織，指的是一種靈與肉的交互性與糾纏性。我始終在您的作品中看到一種糾結、一種層層疊疊，甚至有一種視覺的肉身感。這是否是您觀看風景的方式?亦或是您內心的一種心境折射呢?
丁：您所説的“靈與肉的交互性與糾纏性”是一個極好的提示。在我的理解中，它是指兩個對應範疇：人與自然、藝術家與西北大地。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歷史風雲主要存在於西北大地，雖然大浪淘盡英雄已去，但多少扭轉民族命運的歷史時刻依然象釘子一樣楔在這片土地上。而今這片昔日繁榮不再的大地，仍以另一種沉默的語言守護著一個偉大民族的情懷與靈魂。就自然地理來説中國西北大地是典型的亞洲腹部的地貌氣候——植被稀少、寒暑嚴明、氣候乾燥、岩石裸露，再加上“世界屋脊”等高海拔的崇山峻嶺和延續下來的廣袤高原，形成了與世界上任何大陸截然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我近三十年來在西北大地上反覆行走、體驗，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觀看方式，這種觀看方式是內外兼看——除了用眼睛看之外也用心記。所以，西北的山脈和高原形態、質地、肌理已經流淌在我的血液中，甚至閉著眼睛也能勾畫出來，打一個比方：西北高原粗糲堅韌的質地、強烈的地表起伏，十分接近米開朗基羅雕刻的那些試圖走出混沌桎俈的強有力的男人體，這種感覺導致我的內心某種對流，客觀的力度和品質悄然轉換為主觀的意志與力量;主體人格的力量投射到風景之中，整個人處於一種“物與神遊”的忘我狀態。我想，您的提示正是指這個意思。
鄭：您的作品很明顯與傳統概念下的風景畫，有很大的差異點。請問您個人是如何來界定風景畫呢?
丁：從我個人的行走體驗和創作經驗來看，風景畫在某種意義上應是人格的宣示，而不僅僅是技巧的展示，因此我崇尚富有精神性的風景畫。這類畫應該具有以下特徵：既涵蓋了普遍人性的情感要素，又表現了民族性格與人文地理特徵，同時高超的技巧與震撼人心的力度在畫面中水乳交融。
鄭：您以前的作品風格與現在的表現，有著怎樣的不同呢?能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
丁：我以前的和現在的作品相比，乍一看有很多不同，首先色彩比以前豐富的多，筆觸上即有傳統的書法、國畫的勾勒，又有油彩多達十幾遍的迭加，以及我自己調製的特殊材料的厚肌理堆積，因此表現技巧在材料的豐富性中不斷提高。水性材料、塑型肌理、纖維材質在畫面基底的厚涂施敷，油性的薄透畫法的交叉運用，使得西北大地所獨有的雅丹地貌、風蝕地表的表現，提升到一個新的層面。而不變的是畫面的內涵——我始終堅持一貫的精神性追求，超越我們人自身價值，嚮往更高的價值。有理由相信：在不遠的未來，中國一定會誕生新的繪畫流派，並且對世界油畫史作出獨特的貢獻。
鄭：為什麼您特別喜歡以西北的風景為描繪對象呢?
丁：我之所以喜歡西北的風景，是因為這片廣袤的曠野最能代表中國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偉大，這種偉大與我們五千年文化之深厚是相稱的，也與中國當代文化重返國際、並想達到一個高度的願景相吻合。當然，南方的風景也是中國的，但從整體來説，還是無法與以青藏高原和甘青黃土高原為代表的西北大地相比。這是我站在世界文化與地理的角度進行比較而得出的個人性結論，並沒有別的意思。
鄭：不知道是否是我自己的一種錯覺或是...，我始終覺得;您的風景畫，好苦，有一種生命枯幹、欠缺水分潤澤的枯瘠感。這難道會是黃土高原所帶給您的感受嗎?
丁：是的。西北大地帶給人的是一種苦澀，二千年來，從富庶之邦到幾近赤貧，從歷史中心到時代邊緣，但這種苦澀在藝術家那裏會轉化為一種精神力量，一種悲劇的力量。從歷史上來看，我們缺乏悲劇藝術，但是我們從來不缺乏悲劇的資源，無論是自然地理還是歷史事件。僅僅這一個事實，就值得我們的反思。所以，黃土高原給我的，是一種世界性的感受，而不是僅僅是地域文化的感覺。
鄭：您把土地當做人來經營與描寫，土地;在您個人的觀感中，是否有些不同於其他人的經驗呢?
丁：我3歲學習書法，7歲讀《史記》、《左傳》，11歲開始學國畫，所以對中國的歷史、文學有著極深的感情。當我30年前第一次站在黃土高原，澎湃的黃河在腳下奔涌不息，心中回蕩著巴赫、貝多芬的音樂，它升向蒼穹，隨後穿過層雲傾瀉而下……。自那一刻起，我對這片大地的感情便難以自拔。我為它流連並重返，為它走向更遠的遠方。還有大地上的人們太像這片土地了，土地在人的身體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比如，西北老漢臉上的皺紋就如同高原溝壑的拷貝;同樣，那些山脈赤裸的轉折起伏，就像米開朗基羅的人體，兩者之間具有很強的同構性。在我看來，西北大地就是為呼喚偉大的藝術而存在的。
鄭：中國的當代藝術家有個很類似的現象，許多的藝術家都常透過對人物的描寫來紓發對土地的看法。可是，您的人物則充滿著更多生命的厚度與層次轉折，您如何從風景與人物表現語體做抽離或區隔呢?
丁：您説的很對，我的確在人物中貫注了生命的厚度，人的生命與大地的生命力融為一體，人的面孔從大地的蒼茫之中倔強生出，頭顱、面頰、乃至耳朵、脖頸都顯示出大地的經脈，而人物的雙眼裏瀰漫著歷史的煙雲。我力圖將大地的豐厚內涵轉折平移到人物的表現之中，這種平移是以厚涂肌理和表現性的筆觸的綜合運用來達到的。
鄭：同樣道理，您似乎也把人當做風景來鋪陳。只是，我覺得您筆下的人，拙厚、敦樸，有一種無法被輕易移動的自尊與淡然，跟您在描繪風景的悲劇語調，有著很不相似的感覺。您能否談談，您對人物的看法?
丁：在大多數美學家認為，客觀外界——風景的悲劇性，往往喚起人們生存的勇氣，這種勇氣會昇華為道德上堅定的自尊，就像我在文章裏所寫：“儘管土地對人是苛刻的，但此未有人背棄故土，在這裡面，我們看到了一顆比困苦艱難還要堅強的靈魂”。所以當處於這種激情的狀態中時，我便為要刻畫的人物找到了人格昇華的渠道，找到了繼續生存的勇氣，這種昇華與勇氣同時也激勵著我的創作。
鄭：中國，這幾年的社會環境變革，對藝術家最大的衝擊是內在或外在呢?
丁：這幾年的社會環境變革是對藝術家最大的衝擊。雖然廣泛而強烈的撞擊來源於外部，但更多的深刻變化發生在藝術家的內心的。開放的環境使我們得以快速接觸到各種藝術資訊，了解各種藝術潮流的脈絡變化，從藝術流派、市場經濟、政治哲學，更加清楚中國藝術在國際上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不管什麼時代什麼民族，藝術和藝術家的本質應當杜絕各種誘惑而保持純粹，最後，我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東西，屬於民族的東西，屬於歷史的、屬於永恒的東西。當然，這是一個大目標，也許耗費畢生精力也未必達成，但我只要能為這一宏偉願景的鋪路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心滿意足了。
鄭：藝術，對您而言，是一種理想的實踐?或是個人內心的一種紓發呢?
丁：對我而言，藝術更多的是一種理想的實踐。我始終認為，真正的藝術家不是追求自我個性，而是追求超越自我個性的更高更遠的東西，正是在這種博大的追求中，個人與歷史相遇、迭合，從而使偉大的藝術成為可能。
鄭：最後一個問題，作為一位當代藝術家，尤其是一位中國的藝術家，所曾經遭遇過環境的變數，是否多少也會成為在詮釋作品時的那股莫名宿命呢?
丁：中國藝術家的宿命，是在於我們整整一千年來停止了前進腳步，而且我們一百年來的近代史充滿了斷裂，經歷了從封建王朝→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五四運動→軍閥割據→抗擊外族侵略→世界大戰→國共內戰→兩岸對峙→文化革命→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事變。這些斷裂的直接後果，是造成我們精神上“無家可歸”的現象。無論從社會道德規範或日常行為準則的角度，還是從中國當代藝術的品質和趣味，我們都能感覺到某種劣根性的存在，是由精神失缺而導致。現在我們的所有努力，就是試圖儘快地打破這種宿命，但千年沉澱很難一蹴而就的，因此，嚴肅的藝術家應懷抱如魯迅先生所説的“絕望的抗戰”之心態，一如既往、堅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