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身去漫遊世界並遠離自己的家鄉，離開一個沒有現當代美術館、畫廊、藝術機構和收藏家，簡言之，沒有當代藝術體制的國度，“出境中國”是當代中國藝術家由九十年代以來已經習以為常的經歷。而“入境中國”則是新近呈現出的中國在國際當代藝術格局中走向的情境和課題。發端于中國大陸的時空和場域的藝術現狀的改變，反映了中國當代文化這個轉型期巨大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尤其是本世紀以來，這種複雜性不僅表現在它對藝術傳統方法論和風格方式的突破，還表現為以觀念主義方式更加全面、深入地接觸到中國文化歷史和社會現實的多重層面，相對於其他媒介的當代文化，當代藝術已成為當代文化建設和社會批判的有機力量，今天，中國當代藝術不僅為中國當代文化贏得了越來越廣泛的國際聲譽，事實上，它的存在還有力地向自身證明了中國當代文化開放的屬性，以及向世界展示出獨特的雜異的文化現象和無章可依的美學特質。
正在發生的社會轉型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也是最具影響力的社會變革。同樣，作為轉世時代的一種精神載體。當代藝術也表現出深刻變化和迅猛的發展，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個時期的藝術能象今天這樣具有如此豐富的多樣面貌，這種多樣面貌既體現在各種混雜和異質的作品風格形式上，也體現在藝術家所選擇的文化切入點和他們從藝術聯繫到文化所思考的課題上。變革時代所引發的社會思想意識的變革。在藝術家那裏集中表現為感覺方式與表達方式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當代藝術的新創作態勢形成了與眾不同的，卻又能對應亞洲和中國高速發展階段所特有的雜異、無章的和消費社會的社會現實表達方式。藝術家經歷了全球化和現代化所帶來的中國社會思潮對藝術的影響。更突出也更集中地經歷著文化混雜和物質消費的過程。以入選這個展覽的藝術家為例，他們的知識的結構與新的社會文化動態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他們的個性和心理敏感於外部世界的變化，他們也有機會較多地體驗國際藝術潮流的變化並審視自身的文化屬性和傳統。雖然，他們的藝術方式還需要從不同角度的審視，對他們的評價也有待時日，但他們在當代藝術這個領域裏新的探索精神和對應文化挑戰的姿態，卻反映出時代藝術的特點，由此成為討論今天中國藝術走向的不可忽視的現象。
藝術的變革發生在社會變遷的土壤上，與整個社會持續的經濟生活變化和思想文化演進有著密切的關係，藝術家的感覺前所未有地成為文化嬗變的晴雨錶。與西方國家從傳統形態走向現代形態的基本規律相同，中國藝術新的出發點也同樣建立在對原有思想觀念和藝術模式的叛離與修正上，這就出現了過去中國藝術“潮流”幾乎是持續不斷的，藝術家個體必須借賴“潮流”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需要借賴“潮流”贏得社會的注目。在這裡，“潮流”具有雙重的涵義，一是它代表了整個藝術動態的變革特徵，是藝術與社會互動的表現，二是它突出地以藝術的“流派”、“團體”、“主義”等具體的面貌出現。可以説大部分藝術家為人所識，都在某種“潮流”之中，其中以七十年代末的：“鄉土藝術”和八十年代的“新潮美術”和九十年代早期的“政治波普”、“新生代”、“玩世寫實主義”為代表。各種“潮流”的命名，既來自藝術批評家對現象的概括，也來自藝術家群體自己的標榜，在某種程度上，“潮流”成為藝術家出臺的最有效的背景，也在他們的藝術發展中成為標誌性的“身份”。
發生於七、八十年代的藝術運動實質是一個尋求藝術表達的自由和實現藝術的社會變革中的啟蒙作用兩者彼此交融，雙向並進的文化運動。作為思想啟蒙的成果，藝術家成了社會中的精神探險者，他們嘗試著各種風格，探索著各種可能性，極大地豐富了藝術創作，另一方面，隨著藝術資源的增加，藝術思考和實踐探索開始越來越深入，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在一般意義上關於藝術的意義與價值的紛爭已塵埃落定，剩下的是藝術家如何將藝術表達推向精深與個性這種個體的任務。
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得中國社會生活的內涵發生了更為本質的變化。在八十年代，社會生活水準的提高只是一種量上的變化。而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國社會每一次生活水準的物質性提高都更多地與精神層面相關並導致了社會心理的裂變。通訊業的發展使人們的交流流於表面化，私人汽車的發展人們的日常生活被打上了明顯的等級烙印，房地産業的發展則打破了舊有的集體居住方式和交往方式，使得私密空間的存在成為物質化的事實。經濟開放的直接後果是大量的外國商品涌入市場。由於這些商品的進入往往伴隨著大量的廣告宣傳，對於國人而言，所接受的往往不僅是物質産品本身，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感覺世界的方式。網際網路和流行文化的發展，改變了人的知識結構和接受知識的途徑，也使得人們的視聽神經在日常生活中處於飽和的狀態。
九十年代以後的藝術面臨的外部環境與八十年代有著幾乎根本的差別。一方面社會景觀和生活內涵的變化不斷要求藝術在當代社會中找尋到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這種變化又不再是一個單純“中國問題”，而是和“全球化”糾葛在一起。中西關係一直是本世紀以來中國藝術的中心問題。在七、八十年代，特定歷史和文化環境使中國當代藝術將文化課題設定為對傳統的批判與對政治性藝術的反思，而使中西關係的深層次問題一度被掩蓋。在思想啟蒙和尋求藝術表達自由的過程中，中國藝術家幾乎一直是在用西方藝術的經驗作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工具，從八十年代和種藝術風格和潮流的各種藝術宣言和活動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這一點。而進入九十年代，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伴隨著文化和經濟交往的國際化，中西關係再次浮現出來，並讓所有的藝術家無法回避。在全球化背景下，發生的社會景觀和生活內涵的變化開始逐漸超逸出“中國問題”的傾向，而具有“國際”與“當代”文化共同問題的色彩。但是全球化的問題並不一定只有一個全球化的答案，全球化也不是解決文化問題的良方。因為全球化的實質並不是象它看起來的那樣是一個“天下大同”局面，而是新一輪的不同文化之間的整合與被整合的關係，而和全球化相伴隨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現實存在，只是一個由“中心”強視“邊緣”，以“邊緣”烘托“中心”的舞臺。有時候，它還被文化上的殖民主義披上美麗的外衣。九十年代以後，許多國際重要展覽都向中國藝術敞開了大門，這為中國藝術進入國際舞臺空間提供了機遇。中國藝術的國際關係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那就是從原來被動地在本上遭受西方藝術和西方文化的圍裹，轉變為有機會進入國際範圍的藝術交流平臺參與當代文化的對話。促成這種轉變的原因不外乎有兩個：一是在世界性的“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社會出現了更寬闊的開放和更深刻的轉型，在本土發生的藝術現象無論在文化涵義上還是在藝術方式上，都有了今日全球藝術發展的一般特徵，也具備了國際藝術界對話的能力；二是國際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觀念漸次失去市場，與之相對的“多元主義”主張成為新的主流。在這種文化觀的視野中，包括了非西方國家的藝術，具有大國文化背景，又在變革中發展的中國新藝術以其生機勃勃的面貌特別地受到了注意。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國際上許多大型展覽無不向中國藝術打開大門，需要中國藝術家參加。藝術家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向國際的舞臺。
但同時，中國藝術也面臨著被西方文化眼光所“選擇”的命運，甚至還有被後殖民文化意識扭曲的現實，這不能不是一種新的挑戰。這種挑戰實際上也是一種歷史積澱，近現代中國殘酷的落後現實，使中國的有識之士將尋求文化變革與發展動力的眼光投向了外部，在吸收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也充分吸收西方文化成果，並試圖以此作為改造中國的武器，與之相關的文化認識模式也就出現了。人們通常用“傳統-現代”模式或者“衝擊-回應”模式來解釋中國現代的歷史。兩種方式在本質上都認為西方近代開始的工業化是歷史的必然，而中國社會的內部無法産生以工業化為開端的現代化前提，因此中國所可能經歷的一切有歷史意義的變化只能是西方化，似乎中國只有在西方的衝擊下才能展開這種變化。經過一個世紀的風風雨雨，現在人們已經較清晰地看到，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要特別警惕和防止“西方化”，在文化藝術上更應該堅持中國的文化價值和特色。有意思的是，在相當晚近的時期，中國當代藝術呈現出一系列意味深長的變化：首先是一系列中國當代藝術創作環境，國際國內的當代藝術的展覽漸次正式出現包括國家級美術館在內的公共文化空間中，以雙年展為城市發展的標誌的觀念受到認同，其次，是伴隨著經濟的勃興和社會的開放，以畫廊和市場的繁榮以及各個城市興起的藝術主題社區成為新的都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當代藝術由“地下藝術”轉變成為擁有一席之地社會生活方式。中國當代藝術的作品開始改變長期被海外收藏和領養的歷史，出走和離家的藝術重新入境，在中國本土重新獲得發展和生存的土壤。此起彼伏的展覽熱潮和繁榮為更高層次和更廣泛範圍的國際間當代藝術交流進入中國提供了可能。本次展覽的藝術家的創作走向充分反映出這種豐富變化中的深刻性和複雜性，作為九十年代以來中國藝術的一個重要成果，不少藝術家開始重新站在新的立場審視中國文化自身的傳統和價值，在“精神性”與“方法論”層面上形成中國方式，以回應當代國際藝術中的共同問題。本展的構成，分為三大系統，一是和中國文人藝術情境有關的生活美學創作；二是追蹤藝術家手工創作的痕跡：三是極度的表現，包括極大、極小、極多、極少等超越現實人生境遇的創作形式。這次由當代藝術館主辦的首屆MoCA雙年展，除了邀請海內外的華人藝術家、設計師以外，還有少數國際藝術家參展。他們以創作來體現他們在審美經驗和起居生活之中的感受，表達他們對新世紀國際間文化環境大規模交流互動的新美學現象。以中國文化的特色，提供一場數字時代的視覺饗宴，發揮中國特殊的美感經驗，以新折衷主義（Neo-Eclecticism）的路線，縱橫古今中外藝術風貌，以中國文化的歷史景深，和國際當代藝術的現況為視野，進行比較和對話。
“中國語境”與“全球化”兩種機制相互激蕩，相互制衡，是今日中國藝術所處的特定條件。無章美學是指藝術家取用中國本土文化道山慧海深處的靈氣，在語言的轉換中體現出智慧、敏稅和才能，打造的是一把當代藝術的雙刃劍，它既指向那個仍然擴散著強勢力量的西方文化肌體，也指向我們自己在社會轉型期所伴生的文化矛盾，因此，可以在不同的空間條件下建立起作品內涵與觀眾心理間的恰切關係，甚至表現出一種具有包容性的散發性的文化張力。
以今天的視野看，“無章美學”終是一個相對的表述，更何況其將經受歷史的檢驗，也需要其自身的省思。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藝術還會面對一些基本問題，具有獨特歷史傳統和社會背景的中國當代藝術如何在紛繁蕪雜的社會變化中獲得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國際藝壇對中國的關注中，它如何實現自己對於本土文化的建設，同時又和國際藝術的語言對話？最後，在這種以全球化為背景的文化地話和交流中，它又如何在以西方為主導的當代文化的事實格局中確立自己獨特的方式和文化價值？這些問題實際上是一環扣一環，互為表裏，層層遞進的，因此經常的討論將有助於具體的實踐，本次展覽本身也是一種討論.
葉永青
2006年8月5日于雲南彌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