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
記者：從美院畢業沒有考慮留校嗎?
朝戈：我1982年畢業。畢業的背景是，大學這4年特別注意研究文藝復興歷史的基因，文藝復興藝術是怎樣形成的。在造型發展的歷史上，文藝復興是造型特別有力量的時期，力量從哪兒産生的?這和他們重視素描有關係，他們用素描的方式研究了整個世界，由此才出現強有力的古典藝術的復興。這個我的感受很深，所以我畢業以後首先想做的就是在造型上用素描的方式來研究研究世界。這一方面是憑自己的積累。另一方面在畢業取向上，我是願意回到草原的。
那一年我們所有的同學都可以留在北京，但就我個人看，北京是欣賞藝術和對藝術作判斷的地方，它卻特別缺少能被深挖的環境，對我的發展來説這個環境是比較蒼白的。所以我就下定決心回內蒙古，這樣，畢業後我就又一次選擇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我對這個選擇是信心很足的，我7月15日回到呼和浩特，當天就開始畫，那時幹勁非常大。然後年年都去草原，畫了大量的素描——草原的素描。我想通過這種素描逐漸形成自己獨立觀察世界的方法。獨立觀察世界，一個是對人，一個是對自然。面對自然我更多的是畫草原。我自己看草原文化裏有蒙古歌的眾多記載，但蒙古畫的概念就沒有那樣清晰，這裡留下很大空白，草原還沒有很好地被人挖掘。對於這一點我雄心勃勃，總是想應該獨立地挖掘出草原的那種詩意和繪畫境界，這是我畫大量風景素描的很重要的動機，也包括畫人。
我在前三年的工作是非常充實的，獲得了一個很自由的空間。一個青年人在那個時候能夠自己闖一闖天下，獨立思考，不再是旁邊總有老師、總有人指導等等，獨立地選擇自己的藝術道路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我覺得這個決定(包括第一次下鄉)對我一生包括對於決定藝術的趣味、思想的取向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內省的孤獨的時期，在精神巔峰上對藝術功能的重新界定
記者：回內蒙這一段有什麼特殊的體會與經歷嗎?
朝戈：畢業以後我懷著很大的熱情回到呼和浩特，開始了對我來説很重要的獨立的自我選擇。但是走這一步是艱難的。從個人生活來講，這個時期是我一個很內省的孤獨的時期。當時我是在中國的文化中心積累了很多思想回到地方，在地方我也有很好的朋友，但是作為藝術的行為，我個人完全是孤立的。完全是孤獨地懷抱著自己的理想做著默默的探索，去草原啊，閱覽室啊，或到荒地上畫素描啊，等等。
去草原畫畫，有時是非常艱苦的，像一個流浪者，在這個蒙古包畫一次，在這兒吃住，再到下一個蒙古包，很有意思，獲得的東西也很多。80年代初就把錫盟和呼倫貝爾我認為特別好的地方都走遍了。那時比較窮啊，有些艱苦吧，但在精神上是充實的。當時的個人生活相當依賴於我少年時期一起長大的朋友，和他們徹底地聊自己的思想，完全把對方當作傾訴對象，有時候是把他們當繪畫對象(笑)，比如我的好朋友包力道。
我説感到孤獨，是因為在藝術上無法跟別人交流，別人不能對我的實踐做出反應，可能既不認為你畫得好，也不認為你畫得不好，不過覺得你在孤立地做一件大概不大可能被人理解的事罷了。大家都是在側眼看著你，所以探索只有在我自己心裏。但我自己的選擇是一個毫無疑問的問題。早晨鍛鍊身體、讀書，然後堅持把素描畫下去。這就是我主要的生活。
1984年我去了好幾次草原，畫了大量的東西，同時也認識了我的女友李偉，這是我個人生活中一件很大的事情，它使我的個人感情生活經歷了愛情，後來也經歷了失戀的痛苦。
我在1984年的精神危機，起因是感情問題。
那時我還是血氣方剛的青年，27歲，當時在大學裏任教。有很多學生，我的知識很有價值，對青年人是起很大作用的。這對我還是很大的安慰。1984年我去招生遇到了現在的愛人李偉，她當時是一個學習舞蹈的非常年輕的活躍的女孩子。這段時間對我來講在感情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體驗了人所能經歷的最強烈的感情。但到1984年10月，我們的感情受到一次挫折，使我墮入到空前的精神危機之中。
表面上看，這是一次感情上的危機，然而由於許多事物不是像我所希望的那樣發展，這次感情波動也引起我很大的自我懷疑和自我審視。我有很長的時間在反覆思考人是怎麼會産生一種感情，又怎麼會出現突然的變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我墮入這樣的痛苦之中，感到這也是包括我工作兩年以來的現實在精神上的一個反饋。在這個相對邊遠的地方，我儘管有許多好朋友，但還是感到精神生活的孤寂和現實的某種冷漠，這種境遇也使我自省。我感到現實對懷有理想的青年的很大嘲諷。
儘管我具備某些長處，現在卻感到自身的不足，面對發展中的現實和千百年留下來的濃重的傳統陰影，我感到自己的軟弱無力。然而這個危機給我的最大壓力還是對自己從事藝術産生的疑問。我已經很狂熱地追求藝術許多年了，而且可以説為此犧牲了很多東西。我反省這樣做值不值得，藝術是不是真的值得犧牲這樣多的東西，尤其在客觀價值這一點上，藝術在歷史上能起什麼作用，我陷入最大的思索與空虛之中，無法尋找到答案。但經過一段思考，讀了一些書，看了一些文學作品，其中特別是一部日本作品，描寫古代社會一批激進青年想改組現實但遭到失敗而被殺掉的故事給了我二個提示。其實對於一個人的經歷、生活而言，如果沒人記錄它，對他們的存在價值或産生疑問或表現他們，那麼他們的生存就一點意義也沒有。
這時我體會到要從新的意義上來看藝術作品的價值：它確實是記錄了人們有過的很寶貴的思想感情、體驗和生命曾經經歷過的對一些特定事物的感情經驗。人類文化的寶貴也是在這個地方，把所經歷的美好的東西留下來，告訴後人。藝術家最強烈的願望，恐怕也是這個。我感到孤獨也是因為這一點。因為現實似乎總是冷冰冰的，從不曾像我所希望的很快做出反應。這次危機使我感覺到藝術應該成為一個人的精神或感情的經歷，或歷史範疇的東西。當你覺得你的生活或你的思想感情是非常有價值的，實際你無法用其他方式表達，而只有藝術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只有藝術才具有把它永久地保存起來並使其得到昇華的可能性。
當時我覺得，這場危機幫我走到這一步，我對藝術的基本功能的看法實際上是得到一個比較現實和肯定的認識，而且實際上我把藝術的功能推得比較遠了，是把它當成了經歷了個人生命與思索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的載體，這樣我多少可能從一個熱血青年的理想主義進入到相對成熟的對藝術的一種實踐態度。同時我感到藝術與史學功能的差異。史學也是關於發生過的事件的一種載體吧，比如對人類經過歷程的敘述。但我覺得藝術跟它是有差別的。史學是非常客觀的陳述和記錄，客觀性和理性是它的主要特徵。藝術是參與者，它強調和復述的往往是人類的感情不再重復的東西，而這些才是最有藝術價值的，比如“文革”時期的戀愛恐怕和我們這個時期的戀愛就不大一樣。另外人們是怎樣看待世界的?對於藝術，我感覺它好像是要告訴人對一個事物的真正的體驗，就好像喝葡萄酒，你能品嘗到確切的味道；史學則可能是分析，給你講葡萄酒的成分，釀了多少年……你不可能從這裡知道葡萄酒真正喝到肚子裏是什麼味道。而藝術恰恰能解決這個問題。能告訴人那個時候經歷的事物在你的感受裏是什麼。
這也是我作為一個理想主義的青年，在自己人生的精神巔峰上重新界定自己怎樣在精神上確認藝術還存有內在的價值感。如果這一點沒有思考清楚；我想我無法説服自己再作那種精心努力，因為對藝術有這麼大的熱情，僅僅靠本能是不夠的。從那以後我對藝術基本功能的看法一直沒有改變。實際上我現在面臨的藝術的問題還是同樣的，從現實來看，某種程度上藝術好像還不是那樣被人們需要，但我現在不再懷疑、不再思考它的價值，我相信我那個時候的思考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場危機我現在看它還有些詩意的成分在裏面，這完全是一個青年的精神的歷程，當時對周圍的朋友都産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可能這個能夠寫成一部小説。
記者：我聽了也很受感動，像在欣賞華彩樂章。同時作為美學上的思考我覺得這一段也是很重要的，藝術的價值不在主客對立的認識論上，而是物我合一的體驗美學。難能可貴的是，你是在自己選定的藝術人生的發軔點上以刻骨銘心的感情體驗和獨立思考認真過濾了這個美學難題，並且以理論的形式肯定了這一理性思考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