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代表畫家推出一次性展覽，接受專訪談媒體、市場與紀錄片
近日，“新生代”代表畫家劉小東在新北京畫廊的新作展更像一場“一次性畫展”。
劉小東把新作《多米諾》畫到了墻壁和立柱上，東墻上有五個都市時尚女孩的人像，對面柱子上是五個男孩的畫像，每對男女畫像之間的地面上用一長串多米諾連起來。等到11月23日展覽結束那天，劉小東將和特邀嘉賓把畫徹底毀掉。這次“一次性”畫展的策展人是尹吉男，同時展出的還有阿城拍攝的劉小東創作過程。同時，他的油畫作品《三峽新移民》正在拍賣行待拍，據説估價已經超過1000萬元……
自解新作
捉迷藏式的“青春與毀滅”
開始我就想儘量做一個單純的、跟買賣沒關係的展覽。後來我到新北京畫廊，一看到裏面雪白雪白的墻，首先産生的是一種破壞欲。後來想到了“多米諾”，它打破了所有有關愛情、社會的界限，暗示了阿城當時説的“青春與毀滅”。
等我又來展場，突然發現有五根柱子，於是又推翻了之前的想法，決定在柱子和墻之間畫一個故事，把那幫小孩畫在柱子和墻上，而且用多米諾連起來。我肯定這是最好的，因為它最簡練，最省錢，我認為藝術應該在樸素中産生。
我想畫的就是特別青春的生命，在畫人物的過程中還畫了些動物，起碼對我來説是一種懷念。這個展覽有意思的地方是你不可能一眼把這個展覽看完，有點像捉迷藏式的，從各個角度觀看，最後形成展覽的印象。
新展覽三人組
尹吉男、阿城我們互相影響
新京報：感覺你的畫和尹吉男的話之間其實是分裂的，因為看你的畫模模糊糊表達的的確是青春易逝這類的感觸，但是尹吉男寫的那句話似乎非常具體地針對當前的藝術市場、生態的“過度繁榮”。
劉小東：我們是非常獨立的，他寫什麼我根本沒有權力過問。
我畫畫的時候他經常來轉轉，帶著神秘的微笑，我問他“老尹你寫沒寫呢”，他笑一笑就走。最後一天他來了，帶來了他兒子的一個作業本，翻開我發現上面畫得亂七八糟，別人都看不清楚，我説“老尹這個手稿我收藏了，我用自己的畫來換”，他就撕下來給我。等我畫完一個墻角，回頭看他已經寫完一大半了，我説你寫得太棒了，搶我戲了，他的字寫在墻上，包括他的字體、語氣、意思，非常富有力量，非常非常富有詩意。
他是現想現寫，邊寫邊想，寫得很慢，於是我拿起本子畫了張他寫字的速寫，給他算是交換他的手稿。他寫完了也很滿意，覺得自己回到唐朝了，因為唐朝人喝點酒一高興就提筆在墻上寫字，太過癮了。
新京報：似乎這次尹吉男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策展人，而且也是以藝術家的身份參與創作，我想阿城的參與也是這樣，都在“跨界”。
劉小東：老尹也有策劃的工作，比如大的版權意識，對整個活動的規劃、對媒體的宣傳、對整個作品的提煉。同時他要寫字對他自己也是一個挑戰，他肯定做了很多思想鬥爭——到底是毛筆寫還是怎麼寫，還想過用電腦列印字體貼在墻上，最後他決定用硬筆寫在墻上，這都是他自己鬥爭的一個過程，跟他傳統的策展不一樣，傳統的策展只露思想不露手藝，這次他不再是伏案工作，變成動手了。
阿城是一個雜家，現在經常做幕後人物，這次他也突然走到前臺操起機器工作了，所以對他怎麼拍、拍成什麼我也很期待。我們天天在一起，也不怎麼説話，我畫畫，畫累了就在沙發墊上睡覺，他也不説話，坐在小馬扎上抽煙，沒怎麼看見他做工作，最常看見的是他在那修理機器，什麼時候拍的我也不知道。結果拍完兩天他就剪輯好了，我還驚訝怎麼那麼快。看了片子以後我才感覺時間過得真夠可惜的，一起工作的經歷回味起來太快樂了。我很開心的也是大家在以不一樣的方式工作，體會到當代藝術給我們的快樂、自由、想像力，這是我們不應該喪失的。其實這話是老尹提出的，我也會説一些。這都是我們互相影響的。
新京報：你不讓我們報紙的攝影師到有畫的那個展廳給你拍攝，是因為版權方面和畫廊、阿城之間有特殊約定？等11月23日毀畫以後要出什麼樣的紀錄文本？
劉小東：我怕到處亂拍以後影響我們以後出書的計劃，我希望在外面流傳的照片少一些，也就是希望大家買這本書，照片都看了誰還來買這本書啊。這個作品沒有任何商業價值，就是想出一本特殊的書，把整個過程全部紀錄下來，紀錄全部由阿城把握，所以希望外面的照片少一些。我們的意思是出一本有閱讀感的書，不要做成豪華的畫冊。
“大明星”談傳媒
“媒體是一門藝術”很有道理
新京報：你從到三峽現場創作以後做的都是一些項目性的藝術創作，和之前在畫室繪畫不同，這給你個人的生活、創作帶來了什麼大變化了嗎？
劉小東：我個人沒什麼變化，感覺最大的改變是媒體關注的多了，也許這種形式別人“進入”的角度多，自然關注就多了。在工作室獨立畫完一張畫，別人“進入”的角度就少一些。對我個人創作來説，做這種大項目更開心一些，很多人合作，有現場挑戰的味道，對身體、心理來説是個不斷挑戰、上升的過程，也感覺到藝術有許多可能性、很多空間。走出畫室以後突然感覺自己被打開了，感覺藝術可以給人帶來許多可能性。
新京報：看到有藏家把你2004年畫的《三峽新移民》拿出來拍賣，估價1000萬元，很多人感覺這個市場確實急功近利，很投機，前段還有報紙報道説你這張畫不值1000萬元，是嗎？
劉小東：這些作品都像我的女兒，出了畫室就是18歲了，成熟了，跟誰結婚我管不了，也管不到了。因為我最近和媒體打交道比較多，我覺得安迪·沃霍爾説的一句話挺有道理，他説“媒體是一門藝術”，媒體不會準確地傳達你的意思，他只會傳達它的意見。但是對藝術本身來説，在這個遊戲裏沒有失敗者，只有不停地往前走，去創造。所以藝術是活的，你千萬別信藝術家説什麼，藝術就是你個人的看法。
新京報：現在藝術家和媒體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密切，那你怎麼看待媒體在藝術圈生態中的作用的？
劉小東：最近做大型的創作計劃，和媒體打交道比較多。以前接觸的是小圈子的專業雜誌，現在和大眾媒體交往多了，感覺媒體確實是藝術，我覺得有人罵媒體是不對的，有人天天捧媒體的臭腳也不對，媒體是獨立的，他有權發揮任何觀點，他也有權斷章取義。所以我感覺媒體怎麼議論、怎麼截取你的訪問，完全是它的自由。
新京報：看透了媒體這樣的操作方式，是否也讓自己説話的時候更加放鬆？甚至胡扯？也就是説，你現在不在乎別人怎麼寫你、評論你？
劉小東：其實我本來就口無遮攔，我能説出來都會説給你。現在媒體很關心藝術品價格問題，不知道是媒體關心還是老百姓關心，也許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發展非常快。有人以為藝術家很了解藝術市場，其實這個市場的發展超出任何人的想像，不是藝術家能掌握的，可能任何人都無法掌握。
雖然評論可能不影響我，但是我還是很喜歡看別人怎麼寫我，我決定和各種限定做鬥爭，你覺得我應該是那樣，我一定要變成另一個樣子。
紀錄片誕生記
鏡頭不會影響我投入地畫畫
新京報：賈樟柯拍攝的你進行“溫床”計劃的紀錄片《東》參加了威尼斯電影節，最初是怎麼開始合作的？
劉小東：賈樟柯目前正在想把紀錄片和同期拍的故事片《三峽好人》一起公映，我自己也希望早點能拿到DVD，我還沒看到這個片子。
最早是一個德國人想投資拍藝術家的紀錄片，但一直沒成。
後來我2005年到三峽畫畫，正好西安的一個收藏家給我打電話，我説起和賈樟柯的想法，沒想到他説要投資這個項目，讓賈樟柯隨便拍。賈樟柯很感動，決定在紀錄片之外還拍一個故事片。
拍完以後，我去泰國畫“溫床2”，他也去了，我畫完回來，他又去三峽、泰國補拍了一次。
新京報：“溫床1”畫的是三峽的民工，“溫床2”畫的是泰國的女孩，聯繫他們的概念是什麼呢？
劉小東：因為我想反映的是移民的話題，從三峽的移民到泰國城市裏的女孩子，在泰國我畫的女孩都是在酒吧工作的，這是我要求的上限，不能是大學老師、不能是青年學生，因為我希望是一些有社會痕跡的人，她們好多都是泰國郊區的人，和中國挺像的。她們來自周圍的鄉鎮，也是嚮往著物質世界才來到城市工作的，表現出因為旅遊、經濟發展而發生的變化。
新京報：有個鏡頭跟著，會影響你的創作心態嗎？
劉小東：不會，我畫畫的時候很投入，因為是現場創作，模特在等著，我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
新京報：最近老做這樣的項目性藝術計劃，會不會以後乾脆不畫畫了，做裝置、雕塑、行為藝術去？
劉小東：我這一兩個月又有新項目的計劃，如果這個項目擱淺，可能我又會回到畫室，這都有可能，但我始終會以繪畫為軸心，其實以前我上學的時候也搞過很多試驗，最後我覺得做藝術應該不讓自己臉紅，我發現畫畫最不讓我臉紅，繪畫是我把握最準的一門手藝，所以我還是回到繪畫了。至於未來的變化，讓它隨著時間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雖然藝術的範圍很廣，我也有很多想法，但是我希望不喪失繪畫這個基本的能力。也許做一兩年這樣的項目，我還會回到畫室畫一些細密的小畫。可能會更珍惜一平方米的小畫布，用一種更奢侈的心情對待它。因為之前的項目都是大畫，現在在小畫布上慢慢地畫，可能一年就畫一兩張。
新京報：你對自己的繪畫技術非常自信，但是長期不畫畫，會不會手生？
劉小東：不會，因為現在還是動手畫。雖然大家説我技術好，但是有時候我的技術趕不上我的感覺，有時候我感覺太奇妙了，但是手頭沒到，比如我畫的十個人不是每一個都畫的特好，有的人我畫時感覺太好，有的人我感覺特費勁。
這兩年因為做項目，很少在畫室畫畫，在項目之間基本是調整狀態、調養身體。我畫畫的時候很快樂，感覺就和勞動出大力一樣，累了就像農民一樣抽根煙，沒那麼多陰謀詭計，現場完全是投入的。
市場新貴感言
不要讓金錢阻擋藝術享受
新京報：還是不得不提藝術市場的問題，你個人賣出第一張畫是什麼時候，對比現在，我想任何人都不得不説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劉小東：我第一次賣出去畫賺了幾千元。1991年佳士得第一次拍賣中國油畫，此後價格從1990年到2004年都沒什麼大變化，除了陳逸飛的價格比較高。
一直到“非典”以後，這個價格一下變得太大了。
新京報：這種變化影響到你的生活了嗎？比如是不是有很多畫廊、拍賣行找你要畫？
劉小東：對我的創作沒什麼特別大的改變，我還是一如既往地創作，而且不斷打開自己，讓自己的藝術更自由。開始也有畫廊找我，但我不給，因為我屬於自我控制比較好的人，不想和那麼多人打交道。我和法國LOFT畫廊和台北誠品畫廊是比較固定的合作，LOFT十多年前在賣出一件作品很難的時候就支援我，有著很好的做人準則；和誠品合作是2002年開始的，他們也是很認真、負責、非常專業的畫廊。
現在我越來越希望自己成為更加單純的人，不要因為金錢阻擋藝術本身的享受。藝術是人類最後的奢侈，因為對創作者來説藝術本身是奢侈的，因為你喜歡這工作，至於藝術品出了工作室變成什麼東西，不應該是我關心的。
新京報：有評論認為你的風格非常討巧，就是學院派可以接受，前衛派也可以説得通，所以接受面很大。
劉小東：所謂“前衛”和“學院”的這種簡單劃分我是有異議的。按我判斷所謂“前衛”就是無法定論，定論下來的就不應該用“前衛”這個詞，這個詞不可以輕易用的，但是現在很多人用這個詞説事，好像阿城講的，這個詞是個大棒子，打誰都有道理。我覺得藝術最有意思的是它的個人化，而不是扛著一個“當代藝術”或者“前衛藝術”的大棒子橫衝直撞，這對藝術是有傷害的。再説學院派，你説我們中國的藝術家哪個不是藝術學院出來的，有幾個像馮國東算是自學的？中國沒有系統的博物館，我們的藝術傳承全部是靠學校，我們以前連原作都看不到，反過頭來説學院派就不好，這是非常不人道的。
新京報：以前評論家説你筆下多是城鄉接合部的人，現在畫這些都市時尚男女，感覺好像進市中心了。
劉小東：我沒有有意要畫什麼，我最理想的狀態是看到什麼畫什麼，想畫就畫，我沒想過我是哪些人的代言人，或者專門要畫城鄉接合部。我以前住在市中心，我畫的都是城裏孩子，後來美院搬到望京，我住在花家地，我的工作室在大羊坊，整天看到的就是城鄉接合部的人，我不畫他們畫誰？
記者手記
淺薄之尤
採訪時，攝影記者郭延冰希望劉小東能在他自己的畫前面拍照，被他有些為難地拒絕了，因為版權問題。“不如在另外一個展廳，你讓我躺著趴著都行”，於是他果然做出躺著的種種姿勢，甚至還玩起倒立。就在拍攝中間，劉小東不無戲謔地透露了他的媒體觀：“讀者看到我倒立的照片，才有興趣看看這個人到底在幹什麼”。我的頭腦中立即跳出這個詞——淺薄之尤，正好，他自己談話的時候也用到了“淺薄”這個詞，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壞詞。劉小東不用繁難的概念麻煩自己也折磨別人，他的説話方式有一點王朔、阿城、陳丹青的味道，但又是他自己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