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舉行的“行為藝術30年學術研討會”上,批評家賈方舟説:我們要感謝市場,正因為市場的存在,當代職業藝術家才能維持生活,但行為藝術在國內還不具備市場性,如果我們在學術上還不關注行為藝術,那作為學術批評,其實是失職的。
事實上,行為藝術目前在國內普遍不受認可,一些早期以從事行為藝術為主的藝術家,其中一部分已經轉換創作語言,開始畫畫或者做雕塑;還有一部分則闖蕩海外,試圖在國際舞臺上獲取認可和利益。
為行為藝術“去妖魔化”
“我特別喜歡行為藝術,我覺得中國行為藝術這30年被醜化、被妖魔化了。因為那些非常惡性的傳播和噱頭性,在國內談行為藝術比在世界各地談都覺得‘丟人’,很多人甚至覺得行為藝術不值得一提。”這幾年正在密切關注國內行為藝術動向的付曉東表示。
而在西方,很多藝術大師是行為藝術家。在去年第55屆威尼斯雙年展上,提諾·塞格爾獲得了金獅獎。這位英裔德國藝術家在展示的現場進行行為演出,由幾個人在展場邊哼唱B-Box,邊結合身體運動。他的作品沒有文字文本,沒有手寫記錄,沒有圖錄,自己也不做任何記錄,他的藝術被稱為有著“轉瞬即逝”的特性,不是傳統的行為藝術,更多的是現場表演。
而行為藝術的“教母”阿布拉莫維奇可以説是一個改變了行為藝術在全世界範圍的受眾程度的藝術家。她的作品在改變行為藝術地位的同時也對市場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僅在Artprice的記錄上就可以看到阿布拉莫維奇的拍賣記錄有89件,其中以攝影作品佔據多數,達52件。
“行為藝術是一種特別好的媒介,有紀實的現場性,有現場緊張的觀眾和作者之間的關係,而且非常吸引眼球。這種緊張關係特別好,可能逛一場大型博覽會,觀眾在每個作品面前停留時間不超過5秒,但是如果是行為藝術的現場,你肯定想湊近看一看怎麼回事。”從體驗上來説,行為藝術有著其他藝術媒介所不能代替的現場感。付曉東認為,“行為藝術可以用最簡單、最直接的因素來完成觀念的表達,非常快捷,人在作品就有了,藝術家只靠肢體和行為的關係就能形成作品,所以行為藝術在某種層面很考驗藝術家的駕馭能力。”
尋找行為藝術的市場
對於在國內幾乎沒有市場,甚至在國外也不怎麼談市場的行為藝術來説,行為藝術家主要還是通過行為現場的“遺留物”和影像進行市場流通。影像目前是最主要的作品轉換出口之一,此外,還有出售行為表演現場及道具的方式。在行為藝術的早期代表中,謝德慶的絕大多數作品目前已被國際上各大博物館收藏,而在市場流通的,多為他實施行為的現場遺留物。台灣羅芙奧和香港天成國際曾在2011年至2013年多次上拍了謝德慶為《一年行為表演(1978-1999)籠子》製作的版畫海報。這件有365個版數的版畫海報目前最高的拍賣成交價在7.5萬元。
而肖魯在1989年的作品《對話》曾在2006年中國嘉德拍出231萬元。這件肖魯簽名“僅此一件”的行為現場遺留物在當時的成交價同樣引起了軒然大波。同件行為作品所轉換成的攝影和錄影作品,也在嘉德、翰海和上海泓盛多次上拍,成交價最高的是2010年上拍于上海泓盛秋拍的《對話(攝影3/10、錄影2/8)》,以40.25萬元成交。
藝術家張洹在1995年與同住北京東村的幾位藝術家共同創作的《為無名山增高一米》現今仍為藝術圈津津樂道。這件作品的版權屬於參與創作的每一位藝術家,而流傳下來的記錄創作過程的攝影作品在市場上也受到藏家追捧。2011年,該攝影作品在香港蘇富比的春秋兩季大拍和香港佳士得春拍,都上演了不俗的市場表現。
行為藝術家選擇的生活
“從事行為藝術,有的人是選擇了這樣一種生活——不是因為掙不著錢、不會畫畫、不會做雕塑,而是寧可選擇一種更加忠實于自己,自認為最具實驗性、最有挑戰性的創作手法去探索。”付曉東介紹行為藝術家生存狀況時説。
藝術家何雲昌可以説是國內堅持行為藝術創作的代表。這位1967年生於雲南省梁河縣的藝術家,1991年畢業于雲南藝術學院油畫專業。其作品《抱柱之信》轟動一時:他將自己的一隻手澆鑄在水泥中24小時,再現了《莊子》中一則寓言的場景。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談道:“在國外,行為藝術的境況比國內好很多,人們看待行為藝術會比較平靜和客觀,藝術家和觀眾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進行溝通。在國內,行為藝術在大眾視野中仍是異類,人們還無法以一種寬容和交流的心態來面對。”
今年上半年,何雲昌在白盒子藝術館舉辦了個展“塵緣”。據工作人員介紹,其作品主要以攝影的方式進行銷售,每件攝影為8個版,起步價在兩三萬歐元。但對於何雲昌來説,市場的好壞不在他的關注範圍內。在何雲昌堅持了20年的行為藝術創作中,每次實施完作品他都試圖保持在放鬆的狀態中。“這麼多年了,其實每次完成一件作品,我都會想,好難受,不要再做了,但過一陣子,又想去做。這種表現形式在吸引著我去進行不同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