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有什麼難的？”
唐炬的堅定讓他疑惑地反問記者：“那可能要看你的目的了，如果是以賺錢為目的的話，會很難，如果你純粹就是想做一個這樣的事情，那有什麼難的？”
唐炬有一個收藏界眾所週知的願望，在未來三五年的時間裏建立起一個殿堂級的美術館。在國家政策(包括稅法)沒有給私人美術館支援的環境下，唐炬依舊堅持，公辦的還是私人的無所謂，重要的是它一定是要面向公眾的、國際化的美術館。見證了中國架上繪畫市場的唐炬，未來的目標依舊很明確：“我不太贊同架上繪畫過時論，扎紮實實的繪畫性還是很重要的。”
從一共1000萬到1000萬一張
溫榆河畔約十畝的私家花園算是唐炬的一個“藏畫館”，七百多平方米的空間裏錯落有序地挂著五十多幅油畫，以及三十多件雕塑。除此之外，總約五六百件的藏品還滿滿地裝在了其他幾個倉庫裏。
唐炬準備在未來的美術館中放置一百件精品，他謙虛地説現在自己手上的精品只有五六十件，目前對於唐炬來説，最重要的事情仍是收畫，“還有幾個非常重要的藝術家的作品沒得到，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去粗存精，到時候便可以像末位淘汰一樣，稍微弱一點的就抽出來，再把好的補進去。”
今年秋拍，唐炬依舊往返于幾大拍場中，一共拍下了大約10件作品，但與11年前的1000萬相比，如今的市場價格讓唐炬越來越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了。“這次郭潤文的《藝術家的故事》我就很想擁有，但是爭了很久都沒有爭到手，我從300萬一直很努力地競逐到了700萬，700萬的時候還叫了一口，但對方很快就加價了，所以我想還是算了，既然別人有那麼強烈的慾望，估計我再怎麼也拍不下來。”出現在翰海秋拍中的這張《藝術家的故事》，最終以加傭828萬成交。
事後的唐炬聊起來還是很輕鬆，儘管多少有些無奈，當年100多萬元就佔到了整場交易額40%的故事也成了實實在在的往事。1995年，唐炬從山東趕到北京來參加嘉德拍賣，第一次進拍場買的是國畫，競拍的人不太多，等唐炬轉身到油畫拍場順便看看時，發現油畫拍場的人更少，一個很小的廳裏面稀稀落落的坐著幾排人。後來，唐炬也加入進去了，且這麼多年就再未離開過。原本在山東的裝飾工程公司做得風生水起，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便引進了一些義大利、西班牙最先進的做框設備等，“開了很多分店，也開到北京來了。”當年給星級酒店和高檔場所做裝飾時，唐炬便與山東藝術學院一些老師有了合作(如閆平等)，前往北京參加拍賣次數多了以後，本是學美術出身的唐炬終於決定完全投身於“老本行”，2000年左右，唐炬帶著大約1000萬可調動資金定居北京。
時至今日，已是“大牌”收藏家的唐炬將其他身份慢慢退出，除了早年便轉手的裝飾公司外，後來的經紀人身份也已逐漸撇清，“像我之前和閆平有某種合作的時候，做一個經紀人就很不好意思自己去誇讚她，我們合作了六年期滿以後我還是決定讓她自由，也讓自己自由，我做我收藏上的梳理，她也可以找更有力量更專業的機構去合作。”
“剛來北京時註冊的文化公司現在也很少用它做什麼，現在收藏都是以個人的名義，賣畫納稅也是個人的名義。”除了在朋友公司裏參些股外，藝術作品的梳理是唐炬最主要的資金流。
五六十年代實力派
2005年之前，唐炬也是個“機會主義者”，買的作品比較雜，除了拍賣和展覽，偶爾也會給藝術家友情捧場的買上一幅。2005年，唐炬的收藏體系才開始逐漸清晰起來，唐炬一直強調：“我不是只收寫實，但恰恰中國一百多年的架上繪畫是以寫實為主，這是一個客觀存在。”如果遇到一些表現或抽象的作品，只要是藝術家的代表性作品，唐炬都會去儘量豐滿自己的體系。
對於唐炬顯著的收藏體系——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實力派——外界常常簡略的概括成“寫實作品”，這讓唐炬對“寫實”和“當代藝術”的區分變得敏感起來。在唐炬的藏品中，你會看見他將王沂東的《沂河水》、冷軍的《蒙娜麗莎——關於微笑的設計》和趙半狄的《在那個早晨》並排挂置在顯眼處，“我很反對有的人到今天還在説寫實過時什麼的，我覺得寫實只是一個樣式，每個人都在表達自己不同的追求，有些人喜歡觀念的、前衛的、嘲諷的都可以，但不能拿自己作為一個普世的價值標準而排斥甚至貶損別人。”
在大堂頂端的一整面墻上，挂著唐炬近日剛入手的心頭好——陳飛的《目露兇光》，雖然這不是最後要進入自己美術館體系的作品，卻正體現唐炬所強調“實力派”並非等同於“寫實派”，而作為僅僅是一種藝術語言的“寫實”，其實跟所謂的“當代藝術”是相互交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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