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排演？
在過去的兩年中，全球資本遭遇了它的最新危機並又一次絕路逢生。與之相伴隨的是，在兩屆雙年展的間隙，當代藝術也陷入了一場全球性危機之中。這不是現代主義者那種創造性個體深處的精神危機，而是一種瘟疫般的世界性疲軟，或者説，這是一種“系統病”——藝術體制的生産力遠遠大於個體的創造力，藝術家無法擺脫被藝術系統雇傭的感覺和“社會訂件”的命運，到處是倣像和角色扮演。2010上海雙年展將致力於追問：在當代藝術的政治經濟學網路中，是什麼在抑制著心靈的力量？是什麼在阻撓解放的步伐？是藝術系統那只無所不在的“看不見的手”？還是國際藝術市場的“行情”？是千篇一律的國際大展？還是滲透到我們身體深處的大眾文化？藝術家的個體正變得越來越健康而空洞，我們莫名其妙地進入一種“後歷史”狀態。如何來清晰地描述這種狀態？在現行的由國際話語、國際大展、世界博覽會以及跨國資本所構成的無限-無縫連結的藝術系統中，如何擺脫這種藝術創造之僵局？如何在這個被全球資本主義俘獲的“藝術世界”中發現其內在邊疆？在“體制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和“社會參與”（participation）之外，當代藝術實踐是否能夠開拓出一種新型的生産關係？
第八屆上海雙年展的主題詞是“排演”，強調展覽作為一種文化生産的實驗性和開放性。“排演”是排布與推演。“巡迴排演”是開放性的和流動性的，強調展覽的策劃情境和展開的過程，強調展覽的創作與生産意識。在巡迴排演中，展覽空間不僅僅是藝術品的陳列場所，而且是生産性的、變化中的、反覆試驗的感性現場。正如布萊希特所指出：“排演者不希望去‘實現’一個思想。他的任務是喚起和組織他者的創造性。排演就是試驗，就是發掘出此時此刻的多種可能性。排演者的任務是揭露一切模式化的、俗套的、習慣的解決方案”。今天，每個展覽都呈現為劇場。展覽的“劇場化”與奇觀化甚至已經成為當代藝術領域的一個備受質疑的問題。對於雙年展而言，“劇場”和“排演”不僅是一種展覽效果，更是一種創作、展示和交流的方法。排演中的“劇場”首先是一群人，是一個知識共同體的構造，劇場中人在彼此合作與響應的關係中工作，在排演中，當代藝術創作的個體性被改造和修正，藝術家成為一個開放的主體，一個創作-交往中的“跨主體”。本屆上海雙年展將從劇場、排演的這種跨主體性出發，強調創作的群體互動性，推動當代藝術家集體現場的探索和呈現。同時，“巡迴排演”以“雙年展劇場”作為現場，旨在呈現當今藝術語言形態的綜合性與實驗性。近年來，現場、情境、敘事和社會參與逐漸成為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中的最前沿話題，本屆雙年展將以“巡迴排演”的形式，爭取在這一前沿領域有所推進，將雙年展劇場打造成一個多領域、跨媒介的公共現場。
作為藝術與公眾的交往空間，展覽是超脫于日常生活世界的一塊飛地，它坐落于日常之中，又超出日常領域，它的存在方式與劇場相類。就當代藝術而言，展覽就是其劇場。展覽不但是藝術對日常世界進行表述-再現的劇場，也是藝術界自身的代議劇場。同時，展覽首先是藝術之自治領域。在這個自治領域中，藝術家成為立法者，這是現代主義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遺産。但是，為什麼藝術家對展覽既渴望又心懷疑慮？為什麼藝術家對展覽的依賴令我們忐忑不安？對藝術家尤其是裝置和影像藝術家來説，展覽正在成為創作的第一現場，藝術家的工作被展覽綁架為一種機制化創作。最近十年以來，甚至機制批判也早已成為一種機制化創作的套路。更有甚者，展覽這個藝術自治領域、這塊公共領域中的飛地已經成為全球資本生産、展示和消費的集散地……
另一方面，如果藝術果真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實踐”，那麼，展覽的必要性何在？展覽現場是否是藝術家工作的目的地？如果説藝術作為一種社會活動，是交互主體性偶遇、共用和普遍的連接，是以團體對抗大眾，以鄰里關係對抗宣傳，以千變萬化的“日常”對抗被媒體-體制定制和買辦的已蛻化為意識形態的“大眾文化”。那麼，展覽是否是這一對抗的基地？或者相反，作為藝術之自治領域的展覽是否就成為了更廣大更真實的日常交往空間中的一個可有可無的遊樂場？
然而，展覽卻並非只是為了不同主體之間的交往，它不只是交往空間、發佈空間或者實現空間，展覽首先是創作空間。展覽之悖論在於——展覽之目的不就是為了展現那無法被展示之物嗎？在每個時代，總有些東西是難以呈現的。這並不等於説，此難以呈現者是現成存在的，只是因為某種人為之限制而無法被公佈。事實上，此難以呈現者在“呈現”之前並不存在，它生成于“呈現”。使不可見者可見的“呈現”不是反抗而是建構。展覽也不是作品之發佈而是事態之創生。正是在這裡，展覽同時成為劇場與“反劇場”。在布萊希特與阿爾托之後，再現之舞臺已然崩塌，戲劇打破了它的自治狀態，“劇”和“場”分離開來又重新閉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