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的時候，谷文達特意將發髻散下，用手指稍加梳理後，立定姿勢。微卷的灰黑髮絲，垂落在白色T恤前，像極了他背後的“簡詞”水墨。從中學接受新山水畫起，直到師從國畫大家陸儼少，谷文達的水墨經歷可謂“一波三折”。早在1983、1984年間，谷文達創造一大批以中國水墨為元素的行為藝術和立體裝置藝術。“觀念水墨”由此而生。用人發製作的“聯合國”、“天堂紅燈”、“碑林”及自行研究的生物基因墨碇、綠茶宣紙等項目，在國際獲得強烈反響後，前衛藝術家的頭銜跟隨谷文達至今。
“這麼多年來，我從未停止對中國水墨的關注。”可能是近日參展2008 ShContemporary，活動頻繁，谷文達的聲音有些沙啞。他坐在位於上海莫幹山路的工作室裏，雕花門檐、落地玻璃、青石板，佈置滲透著盎然古意。談及中國當代水墨依舊處在邊緣的怪圈時，谷文達表示，傳統的局限性不僅限于藝術本身，諸多客觀條件還處在青澀之際，路還遙遠。谷文達長居美國。他一年的時間被掰成兩段，參展、演講，往返于中美之間。他在紐約亞德遜河邊有棟假日別墅。臨山臨水，從描述聽來相當清幽。但凡空出時間，谷文達必定在園中潑墨、習字，儼然一位風雅居士。不過如此風景並不多見。
在剛完成西安碑林的項目後，谷文達開始進入姊妹篇“莎士比亞後注”的系列創作。“碑林”上篇，是以青石整塊開採，並切割成矩形的裝置作品。它的碑面刻有原文唐詩、翻譯後的英文版及重新音譯的漢字版。與之不同的下篇，將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以同樣的方式翻譯，在設計好程式後，輸入電腦，顯示于電子液晶屏，所花人工物力減輕不少。當然，無論是唐詩，還是十四詩，都已遠離真身。在谷文達看來，這種幽默的嫁接而誕生的“怪胎”，導致一種創新。“既有傳統文化的烙印，又兼有西方的舶來品氣質。猶如中國文化的現狀：有自我，也有荒誕。”
《週末畫報》：您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中國傳統的元素，諸如墨、茶及某種情緒來創作觀念性的前衛裝置，您自己怎麼看這種前衛與傳統之間的微妙關係？
谷文達：這當中有個轉換過程。中國最早的水墨裝置和行為藝術都是我做的。最早的是1983年的“偽漢字”圖章。這其中有幾個來源：首先，我在研究篆體。一開始看不懂，就等於是偽漢字。當你不明所以時，感覺像是被解放了，因為沒有了清晰的具象定義。這同我當時讀尼采、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著作有關，對語言不能完全表達物質世界的神秘主義産生了濃厚興趣。然後是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它對我影響很深。因為它最有創造力，是極富激情和鮮活的“書法”。你能感覺到它和西方波普文化藝術有某種關聯。慢慢地，你從傳統水墨，轉到詩文音譯的碑林，這種轉變一定是循序漸進的。
《週末畫報》：您自創的“谷式簡詞”，將一對詞語的架構拆開，再重組，比如“風月”，將風的框架留住，月被替換其中，這種“擅自作主”的做法會遭致傳統的質疑吧？
谷文達：我的作品往往帶有兩種極端：前衛和傳統。但任何時候，你一定有自己的文化源頭。這個字體結構是全新的，但筆劃、傳承完全嚴格按照傳統。中國書法已經變成被保留的種類。年輕人已經無心觀望，現在的技能是敲打鍵盤。傳統書法，在古代是完美藝術形式，換到今天，新一代卻更喜歡卡通，喜歡Video Game。中國傳統書法如何具有當代人喜歡的意義？做個比喻，經濟發展好比都市裏的霓虹燈。用霓虹燈作書法，把當代社會和傳統文人書法做個嫁接。無論是“碑林”、“聯合國”還是“霓虹燈書法”，都有時間和空間的差距，即歷史和當代。而我的創作，就是如何平衡和嫁接。
《週末畫報》：您的“生物基因墨粉”和“生物基因墨碇”也是一種觀念的嫁接嗎？
谷文達：應該是根源上的平衡。美國的經濟實力強大後，本土藝術家的地位也自然提高。我們總説，要如何把中國水墨推向世界，但往往是一種虛妄的民族主義。目前，中國元素只帶有地區性質，它的統治地位在國力達不到一流的前提下，一切都是空談。再説到墨，中國水墨畫和裝置如何更原創？構圖的改變在西方都已展現了，要徹底革命性地原創，我想從材料上開始。你若用我的墨，畫在我的綠茶宣紙上，那就是中國的基因。這既是傳統，又是傳統沒有的。是傳統的極端，又是當代的極端。材料的選擇是和當代的思考一起。
《週末畫報》：您提到未來的生物電腦形態的概念，這是今後傳統水墨畫的一個必然趨勢嗎？
谷文達：我感覺任何意識都是人為發展的反應，都會隨社會發展而變化。從文藝復興時期，畫家們用蛋清作顏料，發展到現在的丙烯，都跟時代的發展有關。我為什麼用人體、頭髮，這就和生物時代有關。反之説來，電腦不是目的，而是工具。當電腦更完善後，電腦會成為生物材料，和人體發生更密切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