頤和園玉帶橋 張仃 作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１日上午１０時張仃先生去世了。他生前每一場畫展開幕，都婉拒花籃；到人生謝幕的這天，還是婉辭“瞻仰”。他曾對師母灰娃説，不喜歡看別人的遺體也不喜歡別人看自己的遺體。不願意一個人最不好看的定格形成難忘的印象。這是一個真正的美術家最職業的理想——他把完美，堅持到生命的盡頭。
沒有遺體告別，沒有追悼會，春節的浮華與喧囂，更讓張仃的離去顯得靜悄悄。與疾病鬥爭的五個月間，他本來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放棄，他卻堅持過完春節，想是為了不掃大家的興。這是平民張仃草根品格的最後體現。但是，中國就這樣不經意地又失去一個偉大的兒子。
在２０世紀的中國美術舞臺上，張仃絕對是一位主演，不是哪一場的主演，是全劇的主演。生於１９１７年的他，自幼習藝，以藝為生，投身進步事業，少年即被判入監三年半，以後便躋身以魯迅為代表的進步文化力量，參加抗日漫畫宣傳隊，發起創建左翼美術家聯盟。１９３８年，他去了延安，為黨帶去一批急需的軍用物資，那是他説服一位願意抗日的東北軍官提供的。經毛澤東主席親筆推薦，周揚安排，他成為延安魯藝最早的教員之一，也是最年輕的教員，親聆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他把美的理想帶到延安，從延安點燃，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國後、改革開放的不同時期加油添薪，終使中國美術事業日臻興旺並呈燎原之勢。１９４５年，他參與續建了東北魯藝，創辦東北畫報。１９４９年，他參與國旗、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美術設計工作，親手設計了政協會徽和以天安門為主體形象的國徽方案，完成開國大典的遊行方陣、彩車、旗標及天安門城樓燈籠配置設計。在１９５１到１９５７年間，還曾以中國官方派出的最高專家代表身份，承擔了德國、波蘭、捷克、匈牙利、蘇聯、法國的世界博覽會中國館或中國宣傳展的總設計，大受歡迎，有的場館竟險些為主辦國整體購藏，極好地推廣了新中國的形象。５０年代，他受命參與創建了中央美術學院和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作為兩院專家領導，直接實踐“中國畫百日寫生”、“民間藝術進課堂”、“裝飾藝術學派化”及“中國藝術設計教育系統營建”等重要的美術教育體系奠基和深化改革。１９７８年，他從蟄居的香山農舍復出，以噴薄的熱情投身中國當代文化復興，領導完成了首都機場壁畫群和北京地鐵壁畫群。他晚年潛心中國畫深度探索，取焦墨一技，開創出一種成熟而厚重的畫風，並不遺餘力地推崇黃賓虹、張光宇、畢加索等。每一個重要時期，都可見張仃身在前台中心的不俗表現，聽見他洪亮的臺詞。
習慣於轟轟烈烈的他，骨子裏是一名戰士。抗爭已成為張仃的一種人格，自小不服從封建思想，青少年時投身抗擊日寇的戰爭中，反抗舊政權的專制。當文化禁錮時，他勇敢地主張向希臘、義大利、墨西哥和法蘭西藝術學習，博采世界先進文化，以哪吒的精神，通過配合思想解放運動的首都機場壁畫，突破禁區，為改革開放鼓呼；當舶來文化處於強勢，民族文化虛無觀盛行時，他又致力於開掘傳統藝術的富礦，沉浸到三山五嶽的“朝聖”，以展示那些被忽視的價值。晚年，他還單騎出陣，發動了一場關乎中國畫命運的“筆墨保衛戰”。如此大風大雨、大進大出的張仃，想悄悄地離開我們，也許將是他唯一失敗的“設計”。
到了２１世紀，張仃的閱歷與資歷，絕無任何一位美術家可比，但在名利方面，張仃始終保持低調。他不識貨幣面值，一如他從不懂得經營自己。悄悄謝幕，正是他名利面前心如止水般安靜的必然反映；但戰士性格中的抗爭基因，卻令他的悄然退場不合邏輯，他像普希金、馬奈、聞一多一樣，配享受數萬人的送葬，配將骨灰放在一處有規格或有詩意的地方，然而他卻留遺囑決定，要徹底歸於平淡。這位曾經絢爛近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化驕子，想讓自己不受注意地長眠在京郊的某處平凡的山坡。
我曾經在法國與瑞士邊境的一座小城，看到一尊鑿于山崖的負傷雄獅的浮雕。雄獅代表一個偉大的靈魂，被世俗之箭與歲月之箭射傷倒地，它低垂著頭，靜默地等待死亡，戰士的意志和英雄的氣節卻凜凜然挺立著。我被這英雄無奈的悲劇之美，深深打動。終於被世俗和時間射傷的張仃英雄，也有某種無奈。青少年時期，他想重建家園、改造中國，很難很無奈。１９３８年在延安，他和蕭軍等人發現一處廢棄的大房子，想到魯迅曾把中國比喻為一個門窗破舊之屋，他們於是對這所大屋子加以翻新裝修，創造了當時條件下十分理想的中國袖珍圖景——作傢俱樂部，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時常光顧，以分享張仃的美感。青少年時代的張仃，總可以將世事的無奈化解于積極進取的行為中。年事漸高，他也許發現有些無奈不能化解，如虛偽、庸俗、權欲、陰暗面、藝術在市場化中的失魂、民間美術的消弱、“大師”們的社會責任感和文化自尊的放棄以及“美盲比文盲多”的社會危機現實等等。最大的無奈是歲月的侵蝕。張仃儘管總有視死如歸的沉著和徹悟，但一個轉移戰場到生死前線的戰士，還是本能地要同命運一搏——早在八年前，他就在天壇醫院被確診罹患腦瘤，醫生預言如此嚴重的病患不做手術，維持不過一年。２００５年，他又住了醫院，卻是因為腎的問題。醫生很驚訝那個強大的腦瘤，竟會被這位８０歲的老人擊退了，而眼前的腎病，通常對年輕人都是致命的，存活率極低。張仃出院凱旋，我曾多次陪他外出，每次他都很在意地先梳理一番頭髮、鬍鬚，穿上他的對襟布衫，拿上他的手杖和煙斗，他英雄般的腰背永遠挺直，一股豪邁、自信之氣，會使他從人群中被輕易識別出來。然而，畢竟年老，他要隨時上廁所。有次他內急難忍，只好在一間只有蹲坑的飯館廁所裏靠在我膝蓋頭上大解，並不得不讓護理員擦拭。他每次顯出失意和沮喪，如那只雄獅中箭負傷倒地，讓人看見了它有些失敗的一刻。他的這份歉疚，恰恰反映出一位９０歲老人內心的不屈不服，説明他一直在同命運較著勁呢。然而，命運很殘酷很強勢，日曆不停地在提醒他的倒計時。他天天看魯迅，精神依然頑強，身體卻在衰退，皮膚瘙癢到經常需要撓。終於，５個月前，他再度住進了醫院，醫生為了治病，剃去了他那招牌性的鬍子。心電圖起起伏伏、上上下下，成了他最後的運筆。夫人理召兼攬助理、秘書、保姆、通訊員于一身，無微不至照顧他，但還是無奈地看著他生命的火光變成一縷燭光。張仃的血壓幾次降到危險重又升起，醫護人員們被折服了，他們近距離地看到一顆戰士的心，一位偉人的意志力。主治醫生甚至驚嘆于眼前發生的生命奇跡，一般人捱不過張仃十分之一的彌留時間。而近五個月來，不能同大家交談的張仃，一定是在另一深處把抗敵的鬥爭，視同於與命運作最後的一搏。大年初五，他拉著夫人理召的手緊緊不放，家人預感這是訣別。終於，他無奈地離去，卻讓我更加尊敬。更加感到悲壯、宏偉的美。那條由他描畫的心電圖，以永遠的直線，顯示著張仃精神的延續。
（作者係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