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1年10月13日宣佈消息，到2012年10月1日開館，世博中國館到中華藝術宮的轉身只經歷了不到1年的時間，投資、設計、改建、策展，投資從最初的3.7億元可能在實際操作中增加到6億元。從世博城市未來館改建成的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也有同樣經歷，隨著10月1日中華藝術宮和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開館，以及上海雙年展開幕，這場行政力量催動的城市藝術狂歡推至頂峰。
在管理體系上，這兩家美術館由原來的上海美術館分拆而來，倣照巴黎、倫敦等藝術發達的城市，上海公立美術館也開始進入細分的時代。
分拆，後世博時代的上海美術館
南浦大橋將黃浦江兩岸連接起來，東岸就是那幢著名的紅色建築，形狀如鼎的世博中國館，西岸的標誌性建築物則是原南市發電廠高聳的煙囪，後來被改建成世博城市未來館，上海市民有時會開玩笑地稱之為“世博大煙囪”。2011年10月13日，上海市政府宣佈這兩座場館將改建成“中華藝術宮”和“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如果追溯這兩座美術館的源頭，則是將原上海美術館的人員、功能、學術定位進行一次徹底的拆分。
“在兩館建設之前，我們這座城市所擁有的這個美術館。無論從數量上和題量上都是很有限的，兩個市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和劉海粟美術館加起來總面積也只有2萬平方米，上海美術館的展廳面積只有6000多平米。對於上海這樣一個國際性大都市來説，這樣一個美術館配比，無論是從功能上和對社會服務都是不匹配的。上海的文化藝術機構這麼多年來積累了大量的、豐厚的藝術作品，光是上海美術館它的收藏就達1萬3000多件，以前也因為是美術館的體量有限。所以，我們基本上沒有固定的場地，主要還是做臨展。”上海美術館執行館長李磊對雅昌藝術網説。
《新民晚報》藝術版主編林明傑告訴記者，原來的上海美術館在南京西路456號，1983年上海美術館第一次改建，當時的設計者是曾任上海市副市長的倪天增。到2000年因場地限制，搬到南京西路325號原上海圖書館位置，隨著上海美術館藏品和雙年展影響力的擴大，這座老建築也很難滿足展覽的需求。
“中華藝術宮是以近現代經典藝術為主題的大型美術博物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是政府籌建的第一家當代藝術博物館。”上海美術館策展人、典藏研究員盧緩説。“中華藝術宮是全額撥款單位，收支兩條線全部由政府來出，我們也會加大力量對於每一個項目盡最大的力量。財務上也建立了體系，直接和市政府財政掛鉤，因此我們改建才能這麼快完成。”這次政府改建工程最大的難度在於，建築本身不是美術館的設計。中國館是一個“鼎”的形狀，進入美術館看展覽，就要經過四個角柱，在這個有限的空間內，就要建巨大的貨運梯，就有很大的改建難度。還有很多部分是全天光式的，也要根據展覽改建成部分的密閉的，有些展覽不允許有光，就像一台演出，需要更多的燈光效果。所以我們做了全新的調整，世博中國館在49米層，要打通變成一個全天光的空間。
為了兩館的改建，上海市撥出專項經費進行改建，其中中華藝術宮的改建就達到3.7億，隨著工程可能要追加到6億元。同時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也有專門的改建經費。因為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是否是全額撥款單位仍然沒有決定，因此針對雙年展則沿用上海美術館時代的雙年展專項經費，“政府每次固定投入500萬，瑞銀也投資500萬，今年因為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瑞銀投資的部分減少。”然而在改建方面，則兩館都是由政府投資建設。在人力管理方面，上海美術館的的原班人馬被分拆，絕大多數轉移到中華藝術宮，但當代藝術博物館的管理團隊一時也沒有完全確定，很多管理工作也是由美術館的工作人員完成的，“我們是四頭跑，老美術館一頭，原來美術館還必須要運營。新館的籌建、支援當代藝術館籌建，還要支援美術館的遷建。”李磊説。
美術館的“易”與“難”
分拆後，中華藝術宮總建築面積超過16萬平方米，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建築面積超過4萬平方米，隨著10月1日的開館和上海雙年展開幕，上海的藝術格局的重新調整，則不是兩個場館可以解決的。正如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籌委會副主任李旭總結美術館建設有“三易三難”。
“開館容易維持難，就是説開館往往是一個城市、一個領導集體做出的一個決策，只代表這一屆。如果換屆了以後，是不是會有波動、會有變化。”李旭希望政策是不因換屆而改變，而是每一屆都在不斷加強，應該在不斷加強中讓整個體系越來越堅實。“我看到過一些地方的館是下決心造一個樓很容易，但是持續的投入他們沒想到會那麼多很多事情就看到開頭完全沒有結尾，或者很快就結尾了。”
李旭的第二個擔心是“硬體容易軟體難”，他指的主要還是政策、資金和人才。要穩定一個專業團隊很難，“招募到這樣的團隊本身就不容易，穩定這個團隊就更難”。“第三個是活動容易品牌難，指做一、兩個漂亮的展覽很容易。甚至有些展覽可以花大錢從外面去引進，現場去買一個來。但是，一個館的聲望不是靠那樣的展覽，是要自創的，自助開發的展覽來做出來。你要是變成了一個外國當代藝術展覽館或者是西洋的美術館這個就和我們的立館之本相矛盾了。我們這個館最終要做中國當代藝術的事情，我跟領導們説過兩句話，後來這句話幾乎變成當代館的口號，叫‘當代藝術中國化，中國藝術當代化’，它的目的是這個。如果是全是外國的展覽，這個展覽就變成西方的當代美術館，變成那樣一種對中國當代藝術沒有實質性的貢獻也不行。所以，我説真正的品牌是要一個國際當代藝術在中國最好的展示平臺，它同時也是能夠把中國當代藝術推向國際的一個最佳平臺。”
“理念不一樣，上海美術館原來這樣一個體制，我們100多人把它能夠還是能比較好地完成工作，策劃很多有社會影響的展覽，總體來説還是在藝術界的範圍內。中華藝術宮情況完全不一樣，中華藝術宮的建設承載的文化象徵賦予我們更高的要求。”李磊告訴雅昌藝術網，分拆之後，中華藝術宮的定位就從藝術界擴展到更大的一個社會需求和社會訴求。而且空間大了以後，它所需要內容的體量要比較大，需要足夠的館藏和長期陳列，而且隨著公眾關注度的增加，對藝術品質和學術研究的成果有要求。“展覽策劃更加注重學術性，這種學術的深入。要做展覽呈現的細節，從展示到標牌，到燈光的設計，都有新的要求。”
體制轉型與美術博物館的潮流
現在我們“美術館”的名稱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林明傑説，“這種美術館在國外叫gallery，就是一個社區的藝術中心，是帶有公益性質的展覽場地。”這種形式的美術館有基金會資助，展覽的決策由藝術委員會決定，執行任務則交由義工體系，“我接觸過加拿大的義工，他們布展的時候有條不紊，比專家還專業。而真正的美術館應該是博物館(museum)，應該有收藏、主題，有學術思想的傾向。”
“美術館向美術博物館的過渡是整體的趨勢，具備收藏、展示、公共教育傳播等作用。”盧緩告訴記者，中華藝術宮仍然保持上海美術館的事業編制，雖然中華藝術宮比上海美術館的館藏、展覽、研究任務更重，但是編制內的人員要減少，實現物業外包，保安、服務人員、技工等都要實現物業式管理，由物業公司來承擔，在職的工作人員更多要承擔業務和運營管理的工作，“中華藝術宮可能在100人之內就夠了，而物業可能達到兩三千人。國外的美術館已經實現了物業外包的，因為公立美術館都是由國家的資金進行公益性事業，不能養太多冗員，編制內更多是專業性人員，其他服務進行外包。”
盧緩表示，中華藝術宮在管理上重新劃分了結構，研究策劃部涵蓋了研究、學術、策劃人員，是美術館的學術機構，還包含了典藏的功能;第二是教育推廣部門，進行美術教育和傳播，會有專門的圖書館、活動區域、講座中心、教育平臺、兒童區等等;還有就是運營管理部、資訊中心和行政中心，把原來的行政部門、人力資源、財務、館辦、黨辦等部門併入一個中心管理。
在兩館的管理模式上，上海市也在嘗試引入新的機制，“我們現在在考慮一些創新的思路，主要是基於這樣幾個：理事會決策。我們希望建立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這個當中有一個理事會;然後是學術委員會評判，基金會支援。同時，引進第三方的平臺，對我們的工作進行一個館外的客觀評價，這種評價是基於對社會的滿意度，對於中華藝術宮的關注度、學術水準、展覽、配套服務滿意不滿意。”李磊告訴記者，觀察世界上重要的藝術城市，無論是巴黎、倫敦還是紐約，都有各自針對古代藝術、近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各自的美術館，都有自己系統的館藏和研究，如同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泰特英國美術館、泰特現代美術館，分別收藏古代、近現代和當代的藝術作品。
而在上海，上海博物館承擔了古代藝術品收藏的角色，近現代與當代藝術的收藏與研究則由中華藝術宮和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來完成。從藝術博物館內部的分工機制，再到管理和決策模式，最終形成城市的美術館功能區分，對於這樣一個過程來説，拆分上海美術館，只是這場變遷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