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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藝術絕不是趕時髦、不是時代的流行元素，藝術家是需要對這個時代具有人文關懷和擔當的精神。藝術是不怕歷史檢驗的，你有多少擔當精神，就有多少報應隨形。
陳：關於這個問題，我曾經在一篇關於楊福音先生的拙作中提過。中國畫的發展史，脈絡是十分清晰地，但它被局限成一部“文人畫史”，文人畫史也就是仕畫史，這樣有失歷史的公正性，具體講，只有文人士大夫們的才算是正史，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計。
長期以來，中國畫只重長度的連結，不太關心寬度的拓展。你看宋元到晚清，一條線下來，看到的僅僅是涓涓細流，很少波瀾壯闊、洶湧澎湃的壯觀之景。原因就是文人的思想局限性，這和儒家思想的演進是神合的，中國畫強調師承關係，不求創新，否則被認為不忠不孝，誰都不願越軌成為“逆子”。憑心而論，這個時段的大家作品，如果擺在一起，把款識、鈐印都去掉，你準分不出誰是誰。如果有創新往往會被弄成邪人野路，入不了流。“四王”和“四僧”就是典型案例，“四王”一直高高在上，統領畫壇，“四僧”卻被打入冷宮。“四僧”熱也只能等到他們死光後兩百年的民國初期才被日本鬼子重視，開始由墻外香轉回墻內香。即使是想變的八大，當時也是小心翼翼的，經常無奈的在自己的作品上落下倪雲林的大名。
“四僧”無疑是拓展了中國畫寬度的大師，稱得上有歷史擔當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掃蕩了中國文人畫長期的迂腐積習，但嚴格來講還不夠徹底。現代齊白石、黃賓虹、林風眠、關良、石魯、李可染也都在努力做這項工作，開拓了近現代美術史的寬度。然而歷史和他們中的不少人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林風眠、石魯、李可染在最有精力大展拳腳的時候，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一度失去了自由，最後也不得不膽怯起來。創新是一個藝術家最大的擔當。
末：每個時代有擔當精神的中國藝術家都會對本土藝術的發展有很多憂思，在當代，你認為中國畫家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陳：阻礙中國畫現代化的因素很多：政治環境、文化體制、文人積弊，還有全民審美等等都是繞不開的問題。但是這些都是外部的條件，最根本的還是畫家自己的問題。中國畫的現代化必須以藝術語境為突破口，從藝術語言精神層面解決問題，其核心是“逸品”。
逸品是中國文人畫的最高追求，也是捆住中國畫多元發展、煥發時代朝氣的尷尬之境。
古代文人把中國畫分為能、妙、神、逸四品，逸品在中國文人畫裏成了最高學術追求和精神依託。逸，就是隱逸、逃逸，超逸，遠離塵囂，隔絕世俗。
逸品之境界，源自老莊，魏晉陶淵明、竹林七賢歸隱山林、放懷郊野的避世、頑世、傲世的生存哲學成為了古代中國文人仕途不遇的精神皈依。清以前的中國文人士大夫都非專職畫家，只有專吃這碗飯的畫師、畫匠、畫工，可他們人在底層,畫也在底層,現今傳世的傑出作品大多出自前者的消遣。
逸品固然為我們的精神世界開闢了棲身之地，但總不免消極了些，悲觀了些，抑或有些自私了。我所質疑的是中國畫的發展如果一旦陷入逸品這條獨木橋，勢必應驗窮途末路之説。
逸品至上論就像一個大而無外的氣場，把歷代的中國畫人都牢牢地圈在其中，看不到方向，走不到盡頭。它産生的強大的精神依賴，使我們執迷不悟、糾結不清。這種難棄難捨的文人情懷，千年以來就像一條長長的“裹腳布”，牢牢地纏繞著我們的思想，影響整個中國畫的發展，長期這樣，中國畫是“中國的畫”、“是中國文化人的畫”的魔咒永遠無法掙脫，現在已經到了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和評判的時候了。
陳炳佳作品
陳炳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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