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限、自虐與文化隱喻——周斌行為藝術説略

　　從運動到極限運動，是從鍛鍊身體到考驗意志的改變，極限測試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把極限設置於行為藝術，乃是通過生理與心理的經歷，使身體成為媒介，成為異質化的政治話語或文化隱喻。而所謂異質化，則是把個體的、自然的和作為機體的、生物學的身體意識化，成為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的言語方式和話語表達。所以行為藝術中經常出現的極限體驗，不僅是達到極限，而在於超越極限，在極限的頃刻摧毀慣性意識對精神的麻痹，從而迸發出思想意義。因此，極限的設置是對行為藝術家創造力的考驗，也是行為藝術之具有智慧的亮點。

　　在這方面，周斌是一位具有天賦的藝術家。

　　我喜歡他的兩類作品。一類是單腿站立、頑強支撐的作品。不論是踩著彈簧鞋參觀畫展，還是銜看錢幣立於桌面；不論是作飛翔狀舔盡嗆人的“神六”字樣，還是讓參予者用腳撐住收音機以傾聽主流的聲音——在這些作品中，周斌所觸及到的政治文化問題是廣泛的，關鍵不在於他從觀念上對這些問題有怎樣的見解，而在於他善於把問題的針對性轉換成行為方式，在極限體驗（比如重重的跌倒）中把日常生活中對政治文化問題的體驗（比如神六上天的愛國主義宣傳），變成身體難以忍受又必須忍受的自虐。因為作為行為藝術家你必須把自己設置的規則變成自我的身心經歷，於是身體對於觀眾而言就成為精神體驗的政治文化隱喻，從而在深層心理中挑釁那些也許曾經有過但已被意識形態遮蔽的精神反應，藝術的力量與深刻性就在這裡，就在藝術行為成為日常行為的異在行為之時。

　　周斌另一類行為藝術是一些關涉自我的作品。在當代藝術中，由於全球化帶來的文化身份問題，常常出現一種假像，就是以文化差異性去爭取藝術表達的權利，在中國則表現為符號化差異以投奔歐美對多元文化的需求，結果是藝術家追求的個人功利代替了對中國人具有解放意義的個體意識，真正的自我問題反而被“前衛”表像所埋葬，這正是當前官方體制接納前衛藝術的真正原因。在招安就是利益的時候，周斌始終堅持在體制外進行創作。他一系列關於自我的作品，如《溝通》、《救城》、《傾聽》、《觸冰》、《溺墨者》、《自閉書寫》、《語言學習》等等，探討的正是在當代文化語境中具有民族文化基因的個體所面臨的自我問題：自我的矛盾與衝突、自我的隔離與交流，自我的固守與重建等等。而這些關涉自我的問題同時也是當代文化問題、現實問題的一部分。也就是説自我已經不是一個完整、封閉、自以為是的概念，而是一個充滿問題的存在。直面存在問題的自我就是直面問題本身。直面，即是意味著敢於面對操控人心的權利關係、政治統治、慣性意識形態和文化工業資本，敢於彰顯異化，揭露遮蔽。從這個意義上講，今日藝術的自我空間屬於爭取解放、反抗主流的“第三空間”，而不僅僅是那些個人主義的風格標誌、符號特點和形式專利。也正是在這個方面，周斌成為今日中國藝術家的俊俊者，他的作品成為繼朱發冬、何雲昌之後中國藝術真正的“自我”呈現，成為世紀之交的歷史身影。

　　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行為藝術的“激浪”開始平息，這並非是壞事，中國藝術在功利性地嘗試過西方前衛藝術的各種樣式之後，應該進入一個各自為政、獨立深入的創作時期，其間固然是操作者、經營者等等冒險家的樂園，但也不乏真正藝術家浮現的機會。行為藝術也是如此。在比殘鬥酷的一陣熱鬧之後，該發財的發財、該沉默的沉默、該出局的出局，但堅持個體創作而又始終在場的藝術家將會有所作為。

　　我期待周斌成為這樣的藝術家，也希望周斌這樣的藝術家在中國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