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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內部
當我5年前在搬到這附近時，這裡全是電器用品店、被遺棄的房間以及抽煙的人。我的房間裏沒有暖氣；朋友們從來不會晚上來看我；我的一個鄰居曾用一把小刀襲擊了另一個鄰居。而現在，我再也沒在伊斯坦布爾看到任何刀劍等武器了——我倒是看到了更多的藝術。
11月的一個晚上，當地的土耳其人以及慕名而來的國外遊客紛紛來到SALT巨大、厚重的大門前，準備參加它的開幕派對。其中一場開幕展展出了數千張黑白攝影作品，它們都是由一位已經去世了的美國影棚攝影師拍攝的，再由年輕藝術家Tayfun
Serttas收集整理到一起。另一場開幕展則展出了土耳其當代藝術的老前輩——藝術家Gulsun
Karamustafa的裝置作品。還有一場開幕展則是關於古文化以及歐洲人打劫奧斯曼帝國的。
不過，整個空間的氣勢完全壓倒了藝術——它太過壯麗莊嚴了。伊斯坦布爾以前根本沒有像SALT這樣的事物出現過。建築內部一共有5層，還有10萬平方英尺的地方佈滿了白色大理石雕刻。當策展人、銀行家、室內設計師、作家、音樂家、學者、藝術家以及富有的妻子們走上華麗的樓梯時，他們都不由自主地伸長了脖子去看高高的天花板。他們目瞪口呆地看著風格獨特的圖書館和豪華的影劇院，吸煙平臺同時被用作了餐廳。
大批國外遊客在獲得了許可之後也進入到了建築內部。即使是相信宿命論的土耳其人——他們對西方人的熱情持懷疑態度——也不得不承認這座奇特的藝術機構簡直棒極了。從19世紀的世界性仙境發展到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裏的——用曾獲得諾貝爾獎的小説家Orhan
Pamuk的話來説——一座“蒼白、貧窮、劣質地模倣了西方國家的城市”，伊斯坦布爾似乎來到了它的重生時刻。這些東方新興的富有的角落似乎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然而土耳其人能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文化呢？在我出來的路上，我碰到了紐約303畫廊的資深總監Mari
Spirito。她不久前才到土耳其創立了一間名為“Protocinema”的非營利藝術空間。在我們的頭頂上，阿拉伯字母被深深地蝕刻到了大理石之中：“賺錢的人都是上帝心愛的僕人。”“紐約最好的年代似乎已經離我們而去了，”Mari
Spirito説。“而伊斯坦布爾最好的年代還沒有到來。”許多土耳其人會開玩笑地説那些最好的年代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是，這的確是一個伊斯坦布爾的年輕、有天賦的藝術家應該感到興奮的時期。
在去年伊斯坦布爾雙年展期間——現在它已然發展成了一場著名的國際性盛會——土耳其總理夫人Emine
Erdogan裹著頭巾在伊斯坦布爾現代美術館(這是伊斯坦布爾主要的現代藝術博物館)進行了一次演講。言論自由對於政治來説也許是件壞事，但當代藝術對於商業來説卻是大有裨益的。不過，伊斯坦布爾政府與藝術界裏企業贊助人複雜的關係會給藝術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就是另一回事了。
伊斯坦布爾的藝術分佈狀況
有一部分近期已經緩緩進入了某些年輕藝術家的生活中了。幾個月前，我曾在artSumer畫廊見到了藝術家Gozde
Ilkin的作品。她為展覽取名為“避難所：來自內裏齊聲合唱(Refuge: Chorus of Voices From
Inside)”。在這場展覽中，Ilkin將一對新郎和新娘、土耳其男人跳舞的輪廓縫製到了帶有過時圖案的床單和窗簾上，這些床單都是在她家中的衣櫥裏找到的。而這些輪廓則來自她在照片裏見到的真實場景。在另一件作品中，她又將微型坦克、直升飛機以及士兵的樣子縫製到了一塊窗簾橘色和棕色的花紋中。這一系列名為“窗簾：它們睡在我們的內心深處(Curtain：They
Were Sleeping Somewhere Inside of
Us)”的作品似乎很受觀眾歡迎。“所有的作品在展覽開幕之前都賣光了，”該畫廊的畫廊主Asli Sumer説。
“看到了嗎？這就是瘋狂的伊斯坦布爾。”國際藝術顧問Patrick
Legant對我説到，他在蘇富比倫敦工作了10年的時間，幾個月前搬到了土耳其。
目前，像Gozde
Ilkin這樣的藝術家(Ilkin今年31歲)面對的機遇和誘惑是其他時代的藝術家從未體驗過的：非營利的藝術空間，媒體關注，各種聚會、演講、拍賣會；總是有能夠閱讀的新的書籍，能夠徹底查看的檔案資料，前輩藝術家的作品總覽等等。此外，某些藝術家還獲得了經濟上的獎賞：在Ilkin的展覽開幕數周後，她的一件作品在倫敦蘇富比以1.2萬美元的價格成交。這樣，Ilkin——她同時還是藝術組合AtilKunst的成員之一，該組合通常會花時間來製作政治張貼物或是推出免費觀看的行為表演——從真正意義上做到了以藝術家的身份謀生。“當我賣出我的第一件作品時，我竟然覺得很悲傷，”Ilkin説。“我著迷于我所做的事，要為作品定價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然，她沒有將所有的作品都用於出售：“保留自己的一部分作品對我來説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這些藝術家對這個曾經被世界遺忘過的角落正在發生的事情相當了解。“情況完全不同了，它現在已然成為了一個市場，”Yasemin
Nur説。“這與上一次經濟危機聯繫到了一起，現在的伊斯坦布爾已經成為了一個時尚的城市，這似乎是它命中註定的。整個體系需要這個時尚的城市，下一個也許就是貝魯特，或是其他的什麼地方。現在是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愁思終將被風帶走。”
伊斯坦布爾藝術圈的核心在上世紀80及90年代時通過某些重要人物的努力被結合到了一起，這其中包括策展人Ali Akay與Beral
Madra，藝術家Halil Altindere，SALT總監Vasif
Kortun等等。大多數藝術家都會告訴你今年53歲的Vasif
Kortun是伊斯坦布爾的藝術界之父。“我們可以這樣告訴你，Vasif貫穿在了整個過程中，”其中一位藝術家對我説。另一位藝術家則表示：“在以前，如果你想在國內或國外舉辦展覽，你都需要Vasif的幫忙。”Vasif在國際上也享有盛譽。“他似乎能夠預測出藝術體系的發展方向，”以貝魯特為基地的評論員Kaelen
Wilson-Goldie説。
1998年，Vasif辭去了他在紐約巴德學院策展研究中心博物館的工作，回到貝約格魯創辦了一間小型的工作室。他為其命名為“伊斯坦布爾當代藝術項目(Istanbul
Contemporary Art
Project)”，後來這裡成為了伊斯坦布爾最早的藝術中心。隨後在土耳其擔保銀行的支援下，Vasif創立了Platform
Garanti，這是一個同時還能存檔書籍、評論以及藝術家創作材料的展覽空間。Platform
Garanti在2007年時關閉了，2011年，Vasif又和銀行方面合作創立了SALT Beyoglu以及SALT
Galata。它們被打造成了“用於研究和進行實驗性思考”的地方，花費了大約3000萬美元建成。
如果檔案館與圖書館是一種焦點的話，那是因為很少有機構注意到土耳其的歷史。“我們總是希望能在伊斯坦布爾創造這樣一個地方——它擁有各種各樣的材料供人們進行研究，”Vasif説。“80年代那一批概念化的藝術家沒有被評估過，這是因為他們不是市場性的藝術家。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經歷過一段困難的時期，當時的人們對他們的作品也很冷漠。因此我們需要數字化整個檔案。”這樣的忽視遠遠超出了80年代的範圍。“如果你將奧斯曼帝國看作是一幅地圖的話，我想其中最不顯眼的地方便是伊斯坦布爾以及那些來自土耳其的藝術家。”
土耳其的知識分子們將伊斯坦布爾缺乏真正的現代與當代文化歸因于它殘缺的歷史。即使是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之後，土耳其人依然承受了許多更加暴力的干擾，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亞美尼亞人與希臘人的大屠殺、與庫爾德人的內戰、三次軍事政變等等。但是，還有另一個原因造成了連貫的土耳其文化的缺失。
“伊斯坦布爾太過膚淺了，”Vasif説。“它不是一個依靠智力取勝的地方。它是一座同時帶有希臘人、亞美尼亞人以及猶太人的老城。亞美尼亞人是這座城市的‘知識骨幹’，這裡在20世紀開始的時候就失去了它賴以呼吸的東西。也許還不止如此。它從一開始就是殘缺不全的，20世紀是這座城市的失落世紀。”
在壓抑的土耳其政府出現之前，“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橋梁”這一老套的言論就理想化了君士坦丁堡不真實的過去。這就是為什麼會産生這樣一種感覺：即使伊斯坦布爾的藝術家融入到了國際社會中，他們也會回歸到去重新發現自己。“這不是一場革命，”Vasif在談到伊斯坦布爾現階段的文化生産時説。“這實際上是一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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