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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現代主義在近幾年的當代藝術和建築中有復蘇跡象的話，那麼可以説，人們對包豪斯和它的支援者們的興趣可謂有增無減。這家極具傳奇色彩的設計學校，在老家德國魏瑪迎來了九十歲的生日，今年，在歐洲和美國舉行了很多不錯的展覽，慶祝這所學校成立九十週年，這些展覽有：在五家魏瑪學院機構裏舉辦的《來自魏瑪的包豪斯》（4月1日—-7月5日），在Providence的Rhode島設計學校的《馬歇爾•布勞耶：設計和建築》展（4月17—7月19日）；柏林Martin-Gropius-Bau舉辦的《包豪斯：一種觀念上的模式》（7月22日-10月4日），法蘭克福西恩美術館舉辦的《拉斯婁•莫霍利•納吉》（2009年10月8日—2010年2月7日）。近期，《包豪斯1919-1933：現代化的工作坊》于11月8日在紐約MoMA開幕，借此之際，《Artforum》邀請了建築史學家邁克•海斯（K.Michael Hays）撰文，探討包豪斯在對藝術和設計的每個領域産生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影響後，究竟應該給我們帶來什麼。
目前，關於現代主義的問題類似哲學上的關於自我的問題而慢慢終結：我現在是誰與我曾經是誰是怎樣聯繫在一起的，怎樣才知道對於不同的環境我是否採取了相同的演繹和評估？意識又意味著什麼呢？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問道：“何時可以説，現在的我和意識中過去的某個我是一樣的呢？”想到自我，我們並沒有認為現在就是過去簡單而不可避免的延續，過去轉回來只不過是為了證明現時的身份。現時，是通過在難料的事件中多重聯繫的實現而促成的一種狀態，對行動的方式上，産生了和過去不同的效力。想想自我本身，再想想現代主義，我們面臨著一種必要性的矛盾，為了現在我們能看清楚問題的要害，我們必須將其作為不可挽回的過去而進行審視和理解。現代主義是我們的遺産，為了能繼續沿著它的足跡向前，我們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構建並展現它。
Erich Consemuller、《無題》(施萊默設計的面罩、布耶設計的椅子、貝耶設計的衣服）ca、1926、黑白攝影圖片、13×17cm。
在現代建築與設計領域裏，關於包豪斯的問題將這種矛盾焦點化，其尖銳性就如在Dessau的著名工作室分支的懸臂玻璃角一樣。包豪斯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而且持續時間非常長。當時的建築評論家阿道夫•貝恩（Adolf Behne），認為包豪斯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國際性的市場化和先鋒的明星實力；到1923年，它已經將當時的很多名人吸引過來，其中的教職員工有約瑟夫•亞伯斯（Josef Albers）, 約翰•伊頓（Johannes Itten）, 瓦西裏•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保羅•克裏（Paul Klee）, 莫霍利•納吉（Laszlo Moholy-Nagy）, 奧斯卡•施萊默（Oskar Schlemmer）這樣的人。建築史學家如亨利•羅素•希區柯克（Henry Russell Hitchcock）, Nikolaus Pevsner 這樣的人，將學校和它的成員奉為聖徒。1938年在紐約MoMA舉辦的展覽《包豪斯：1919-1928》，為戰後美國對包豪斯風格化的吸收打下基礎。後來，它的那些主要教育家在全美的學校做出了努力性的工作，包豪斯的理論和技術才得以傳播開來。莫霍利在芝加哥領導了新包豪斯；米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包豪斯（1930-33）的第三任也是最後一任校長，在芝加哥的Armour Institute創辦了新的項目（現在的伊利諾伊技術學院），在那裏，包豪斯攝影師沃特•皮特漢斯（Walter Peterhans）加入進來，他于1929年到1933年之間在包豪斯任教，之後去了紐約的工業設計學校，後來來到了伊利諾伊技術學院，教區域規劃；在北卡羅那，亞伯斯和桑迪•沙文斯基（Xanti Schawinsky）將包豪斯的教學理論介紹進來。與此痛死，在德國，一位包豪斯的學生馬克思•比爾（Max Bill），成立了Ulm設計學校，從1953年到1968年期間，這所學校一直延續併發展了包豪斯的教學傳統。其他的很多學校也採用了包豪斯的一些教學理念，有很多到今年都沒有進行什麼大的改動。在歐美，可以説，沒有哪個設計師脫離這一框框。包豪斯就是設計本事，它監督著我們的設計本身，並將一切還給設計。
Gunta Stölzl、《挂毯》、1922-23、棉羊毛麻、256×188cm。
它的“將所有的當代性歸納進來”的宣言，體現了先鋒藝術實踐的原本學院化與環境和日常用品的設計、製造、傳播和市場化的完全融合—-這對我們今日的設計理想表徵，算是個不錯的概括。如今，我們如何又是否堅持了那所神聖機構所留下的一切呢？在包豪斯和我們自身之間，不同之處又是什麼呢？首先是技術。格羅皮烏斯（Gropius）在技術上的教育理念是以早期的理論家如高芙雷•森帕（Gottfried Semper）為基礎的，強調的是決定建築和日常用品的材料和過程，此外還有赫爾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 鼓勵室內設計的標準化。同時，格羅皮烏斯也充分發揮了國際當代藝術家的繪畫成就，在首批的八名教職員工中，有七位是畫家。格羅皮烏斯努力將兩種看起來似乎並不一致的教學方式融合在一起，Werkmeister式和Formmeister式。著名的包豪斯的預科，就是為了將兩種方式的區別消解而設計的，1923年學校的口號是《藝術與技術：一種新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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