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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厭高——徐龍森山水畫展”將10幅巨大的中國山水畫作懸挂在比利時高等法院內(武巍 攝)
在採訪過程中，范迪安有兩三次不自覺地從歐羅巴利亞中國藝術節的情境裏面跳了出去，感嘆他在6年前參與中法文化年活動的那件憾事。
“我至今耿耿於懷，‘神聖的山峰’那麼漂亮的中國山水畫展由法國人辦了。策展和理念都是法國人提出來的，然後法方開出單子借走了作品，展覽的智慧財産權也是法國的。中國山水畫如此有代表性，山水自然天人合一，但是我們自己從來沒有把它放到一個文化主題下面展示過。法國人卻用‘神聖的山峰’這樣一個展覽，就講清楚了中國人的自然觀和山水崇拜精神。把它展示給西方看，就遠遠超越了只是給西方看一種跟它不同風格的風景畫的境界。”
范迪安從這一次的“失敗”中發現，中國文化需要展示的不是風格，也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大傳統力量後面的東西。“我們這些年的文化交流，往往不敢在文化高度上提出觀點來，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怯懦。我們有很精彩的素材，就看敢不敢提出文化的命題。”這是范迪安作為2009年歐羅巴利亞藝術節中方總策展人，為自己和團隊設定的出發高度。
讓中國進入最主流的場館
三聯生活週刊：從2003年到現在，已經有過中法文化年、西班牙文化年、中俄國家年等等。有沒有困擾過，怎麼才能讓歐羅巴利亞中國藝術節與之前的文化交流活動有所區分？
范迪安：這個我們是有分析的。以往辦文化年的時候，遇到感覺還不錯的項目就送出去，而今年一開始就進行了比較理性的規劃和深度探討。歐羅巴利亞藝術節本身有很好的傳統，他們不是對方送來什麼就要什麼，在籌備之初就採取共同策展的方式。比方組織了不少專家學者，他們可能關於中國文化的知識有限，但至少能夠使很多項目在桌面上就形成文化傳播與文化接受的共識。在展覽上我有最深的體會：過去也花不少錢在國外辦展覽，往往開幕式之後就門可羅雀，第一你沒有進到人家的主平臺上去，即重要的美術館和博物館；第二是文化界、知識界的主流沒有被告知，因為沒有進入到人家的主流媒體上去宣傳。
這一次我覺得比較好的，雙方事先都對這些分析得很透徹，比如為什麼辦這個展覽，為什麼在這個城市辦這個展覽，辦這個展覽預期達到什麼樣的效果，雙方必須投入什麼樣的水準。最後比方策展人對這些作品的喜歡程度，就像對他自己的作品一樣。開完幕之後，我們人走了，比利時的美術館還在為展覽做宣傳，有很多志願者來幫忙做導覽和講解。我覺得這次是在合作機制上取得了新的經驗，過去也有，但這次在深度上強化了。
三聯生活週刊：展覽項目在整個藝術節活動中大概佔多大的比例？
范迪安：應該接近40%吧。我想這符合在歐洲舉辦這樣一種時間持續較長的文化藝術節的需求。首先歐洲人有看博物館展覽的傳統。從氣候上來説，歐羅巴利亞藝術節通常是從頭一年的10月份陸陸續續開始，到第二年的2月份結束。在漫長的冬天，博物館和美術館更是歐洲人文化活動的去處，所以歐羅巴利亞藝術節比較重視展覽。如果在南美加勒比海岸或者美國洛杉磯，展覽可能不會收到這麼好的效果，酒會、音樂會比較適合。
三聯生活週刊：作為總策展人，你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范迪安：在我個人的經驗中，這是專業人員在啟動之初就投入工作的一次，以往一般都是雙邊的組委會，也就是文化官員談得差不多的時候再分配。我作為總策展人，從2008年秋季就投入與對方的接觸。第一步就是去看場館，不是看空間的大小，而是根據場館的性質來確定策展的項目。我在3天之內走了比利時好幾個城市，看了20多個場館，而且一直由中方組委會的文化官員陪同，這在過去也是沒有的。尊重專業的意見，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保證，不僅是對我，也許下次是對別人。
在看展館的過程中，我注意到歐羅巴利亞藝術節在比利時擁有很好的聲譽，因為我知道歐洲這些博物館、美術館的館長都是“大爺”，自己很有文化主見、學術主見，不太受政府的支配，展覽的檔期一般要提前三年預約，但是比利時所有這些重要的博物館和美術館對歐羅巴利亞藝術節都有點虛席以待的姿態，這説明兩件事：一是歐羅巴利亞藝術節確實有影響力，人家願意把檔期留給你；二是他們對這次舉辦中國藝術節很有興趣很期待。我們能夠順利進入到比利時一批重要的藝術場館，包括美術宮、皇家美術館、皇家藝術與歷史博物館、根特美術館，這是前所未有的。坦率地説，在中法文化年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展覽可以辦到奧賽館，辦到盧浮宮去。
中國用什麼形象讓世界看中國
三聯生活週刊：絕大多數歐洲人對於中國文化的印象仍然是幾個傳統的固定符號，比如説絲綢、茶、舞獅、紅燈籠、功夫。我發現你們在這次藝術節中也沒有刻意回避這些東西。在這個問題上有過討論嗎？
范迪安：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就是我們所説的學術知識的問題，即中國用什麼形象讓世界看中國。這些年我們的對外交流、文化交流，我覺得視覺文化這部分正處在一個轉型點上。歐洲人或者説國際社會，從視覺角度辨識中國確實有他的符號傳統，或者説是符號經驗，我們完全摒棄這些符號好像也沒有必要，燈籠還是中國的，功夫也是中國的。但是光有這些符號肯定是不夠的，否則就會變成唐人街文化了。
我覺得應該加強兩個方面，精英性和大眾性。所謂加強精英性，是能夠有一些真正體現中國文化精髓的東西，大眾性就是也要能夠和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知識經驗有所聯繫，使他們有解讀的興趣。總體來説，西方社會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還是很膚淺的，像夢幻中的一些片段。而且西方知識界比較自我，一個人腦子中的中國是這樣的，另外一個人腦子中的中國是那樣的，所以應該讓傳統精華和當代多樣形成我們展覽項目的一個基本結構。這次中比雙方對藝術節的討論，我們堅持比較多的也是這個角度。
三聯生活週刊：這次藝術節共有4個主題，古老的中國、當代的中國、多彩的中國、中國與世界。你和團隊怎麼來解決古代中國和當代中國之間的文化承接性，不至於讓觀眾有割裂的觀感？
范迪安：這也是我們以往經常碰到的問題。從展覽角度來説，我們分設了三個類別：一是古代部分，比如古代帝王珍寶展、絲綢之路展；另一部分純粹是當代的，比如中比當代藝術交流展、當代建築前沿展、當代女性藝術展等；還有一部分是銜接古今的，像“再序蘭亭——中國書法大展”，展出從唐代的作品一直到當代的作品。還有一個在根特美術館舉行的“魯迅、麥綏萊勒和中國先鋒派藝術”，這是現代時期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摩登——月份牌展”也是20世紀前半葉的東西。這樣就基本形成了一個從古代到當代的不同面貌，不能説做得很充分，但這種意識是有了：要讓西方形成一個新的對於中國的視覺觀看體系。
三聯生活週刊：你個人第一次在國外為中國政府策展是什麼時候？什麼樣的展覽？現在面臨的環境與那時候相比發生了一些什麼變化？
范迪安：最早是2001年底，在柏林的亞太周。當時中國也是主賓國，官方第一次採用了策展人機制，我受文化部邀請，與德方策展人一起策劃了“生活在此時——中國當代藝術展”。應該説，這幾年比較大型的、綜合型的文化藝術節，都已經給視覺藝術項目一定的位置，而且採取新的機制進行策劃，這就比過去那些紀念性的、節慶式的展覽策劃有效得多。以往可能會在境外做一些中國名家繪畫展，但學術坐標是什麼？連齊白石在歐洲社會都沒幾個人知道，我們提的20世紀幾大家也沒有人了解，實際上是影響了文化接受度。以西方的學術傳統而言，他們希望博物館的展覽有學術思考、學術觀念在裏面，這是一種文化的理念。我們在這個方面還剛剛開始，或者説意識很薄弱，比如怎麼樣形成從當下意義和價值追尋出發的文化命題，而素材可以面向古典。我們還缺乏這種意識和能力。
三聯生活週刊：把展覽放在國家級文化交流活動的前提下進行，與單獨在國外做學術性展覽，你覺得最大差別在哪？
范迪安：某種程度上更注重文化的有效性。學術性展覽一般是在圈子內部，社會某個層面，這部分人感興趣就可以。到國外做文化交流活動，越做越謹慎，從主題的推敲到具體內容的選擇，做不好就會泄了氣。主幹一定要堅實，視覺形態要新穎，要好看，這些東西都是如履薄冰。
三聯生活週刊：面對西方觀眾，你考慮比較多的是他們想要看到什麼樣的中國，還是要讓他們看到什麼樣的中國？
范迪安：都有。傾聽和了解他們的文化期待，又要注意到他們的文化盲點。就當代藝術而言，很長時間以來，西方社會接受的中國當代藝術作品有很多是政治符號性的東西，也有不少屬於“小腳女人”式的作品，比較多地滿足了西方對異國情調的需求，沒有真正建立在文化對話上。其實中國當代産生的藝術無疑是現實裏面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作品看中國的現實，應該讓他看到中國現實的生機、活力和依靠中國土壤所形成的一種藝術上的特色，這些方面如果可以找得比較準，可能會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中國是熱點話題，從文化藝術談論中國，是好的開始。文/曾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