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王璜生:
我們只是堅持一種價值觀
標準———我們的定位在國內是超前的
記者:您覺得,廣東美術館在國內如此受關注,是否在於形成了某種獨特的價值取向?
王璜生:籌建廣東美術館的時候,湯小銘老師當時是美術館籌建辦主任,他説過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今後這個美術館能不能活下去,會不會變成賣衣服、賣傢具、出租場地的地方。”但是很快,我們就對廣東美術館有了一個基本定位:林墉、湯小銘、林抗生等老先生就提出了收藏、研究、陳列展覽、教育、交流、服務的六大功能,這在上世紀末的國內美術館基本沒有人提出過。
應該説,確立這個目標是廣東美術館後來逐漸成功的一個原因,我們最開始就不是做一個為了展覽而展覽的美術館,我們的定位當時在國內是“超前”的,以研究為出發點,狠抓研究或者説狠抓所謂的學術,這包括了對每一個細節的把握,包括一個前言的文字表述、一個標簽字的大小,都有一個很基本的標準。
記者:很多人認為,您對廣東美術館最大的價值影響,就是深入地參與到當代藝術的領域裏。這幾年伴隨著中國當代藝術的崛起,廣東美術館的影響力也由此奠定了。
王璜生:2000年我開始接任館長之後,就開始有了辦廣州藝術年展的想法。2001年初,我在美國跟著名藝術批評家巫鴻具體地交談了舉辦廣州三年展的想法,很快就敲定了。2002年11月,首屆廣州三年展就成型了,我們當時的主題是“中國實驗藝術10年”。這是具有開創性的,因為當年,還沒有哪一個官方的美術館敢正面地面對中國的實驗藝術,我們是第一次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先鋒藝術、實驗藝術進行有歷史意義的梳理,因此一下子牽動了很多國際的眼光,奠定了廣東美術館後來在藝術界的影響力。
追求———每個展覽都要對得起納稅人
記者:要致力於做一個公眾的美術館,廣東美術館做出了哪些求索?
王璜生:開館的時候,我們辦了一個跟少兒美術有關的展覽,因為我們想讓廣東美術館成為一個公共美術館。我記得,林抗生館長當時特別提到,一個少兒進美術館時,至少能帶動6個人,包括父母、父母的父母。
還有一點,廣東美術館的年鑒在國內首屈一指。上次故宮博物院院長、文化部副部長鄭欣淼來廣東美術館參觀時看到了我們的年鑒,馬上對他的秘書説:“看看,人家是怎麼做的?”他就帶了我們一套年鑒回去。為什麼要做年鑒?這是我們對美術館公共性的一種追求。美術館的年鑒能夠公之於眾,因為任何收藏藝術、辦展覽的錢都是納稅人的錢,我們有責任將這種成果這種資訊公之於眾,反饋給社會。還有另一個意義,社會大眾可以共用這些資料,可以監督我們做了什麼工作。公眾對於美術館有知情權、監督權,也有使用權,我們應該把美術館的所有成果提供給學者,提供給大眾。我們不像有些博物館,怕資料外泄。
價值———廣東美術館短時間不會大變
記者:廣東美術館好像是廣東文藝領域裏帶有先鋒姿態的一個地方,這是如何做到的?
王璜生:文化應該是多元的,先鋒的和傳統的應該是並存的。我一直強調當代藝術裏面有很多魚目混珠的東西,也有很差很差的東西。我們主要是通過展覽,讓大家知道好的當代藝術是什麼。有人説我們特立獨行,其實我們只是堅持一種價值觀。進入廣東美術館開辦展覽,需要很高的藝術門檻,並不是交錢就能進來,這是我們堅持的底線。我們覺得好的或者是有意義的才會去做。
我很自信或很自豪的一點是,儘管有人説廣東美術館的展覽太高端,曲高和寡,但是我現在能看到這種高端的追求對於廣州市民文化的影響,去年廣州三年展遊客量差不多10萬人,並且很多參觀者就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我也不擔心廣東美術館的未來,因為現在形成的這種價值取向飽含了很多人對於藝術以及人格的雙重堅守,至少短時間裏,廣東美術館的價值追求不會大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