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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標（三）
人生際遇：書法資歷、大藝術資歷、傳統文化資歷與社會資歷
陳振濂教授當之無愧地是當代書壇上最有思想的書法名家之一。曾經讀過他為自己的畫冊（北京榮寶齋出版）寫的《自序》，題目就叫《“思想”的創作》，即表明陳振濂教授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主義者”。他深研技法，但希望以思想引領技法，並且不斷向既有的技法規範發出“思想的拷問”。陳振濂先生之所以能為藝壇學界貢獻如此豐富的思想成果和藝術佳作，應該與他從學、從藝、從教、從政的人生經歷有關。
從1979年到2009年，陳振濂教授在中國美院服務了足足30年。作為一個大學教師，他的教育學成果、學科理論建設成果、“學院派”書法創作成果等等，都是在美院這個環境中萌動、發生、成形以至於成為時代標誌性成果的。作為美院教授，他對書法的創作、理論、教育進行了全方位的涉獵與研究。一個書法家同時涉足創作、理論、教育三大領域，而且都獲得極大成功，這是非常罕見的。這也奠定了陳振濂先生在書法專業領域高尖的學術地位和非凡的學術影響力。
1999年，陳振濂教授被聘至浙江大學，同時擔任人文學院副院長。作為一所綜合性大學的人文學院副院長，他要面對文、史、哲等大文科的學科建設與專業問題，要面對國務院學位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出國留學資助、博士學術授予點以及博導資格的評審與遴選等諸多的學術事務，這是要求他站在綜合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立場上來處理一系列問題。此外，他在浙大組建藝術學院，作為藝術學院院長，不能僅以書法家的思維考慮問題，而是必須站在大藝術的角度，兼顧到音樂、戲劇、舞蹈、影視、繪畫、書法和藝術設計等不同藝術門類的學科建設與專業設置等問題。10年的工作與生活經歷，造就了陳振濂先生雙料的“全方位”——以一個書法專家卻去適應文史哲的“全方位”和音樂舞蹈戲劇繪畫設計等不同藝術門類的“全方位”。這種“全方位”的視野與宏觀意識，又反過來“反饋”和“回流”到他引為終身事業的書法篆刻上來。
2002年，陳振濂教授被推選為百年名社——西泠印社的副社長兼秘書長，實際運作西泠印社社務。這種歷史機遇，又使陳先生的立場與視野獲得了再一次全方位調整的際遇。作為西泠印社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陳振濂教授組織和策劃了西泠印社一系列的學術與社會活動，促進了印學的繁榮與發展，擴大了社團的影響力。在社員中大力倡導“詩書畫印”的多項兼能，又使他的創新思路得到了一個非常理想的實際載體與發揮空間。在全國藝術社團尤其是印學社團中，明確以詩書畫印多項兼能為目標的，唯有西泠印社。而擁有這種文人士大夫式的“全方位”視角，又反過來影響了陳振濂教授的書法創作，以繪畫的造型強勢、篆刻的金石趣味、詩文的文化內蘊支撐起來的書法創作，必然是單一狹窄的從書法到書法式的創作所無法比擬的。
除此之外，影響和成就陳振濂教授“全方位”能力與素質的，還有一些因素不得不考慮。比如：
一、從1982年開始，持續近30年的全國各類書法展覽的“評委”經歷，和長期在中國書協學術委員會履職的經歷，使陳振濂教授能宏觀認識和準確把握整個當代書法發展進程與經驗得失。
二、從1980年起，長期在浙江省文聯、浙江省書法家協會參與、分管省裏書法創作、學術工作的經歷，使陳振濂教授具有30年實際的經驗積累。一方面使他特別關注浙江省在全國的影響力與定位：比如他提出的“打造書法浙軍”，並以中國美院、西泠印社、“蘭亭”為浙江在全國處於領軍地位的三大法寶，即是明證。另一方面，對浙江書法界的業績與問題又有清晰的認識，不盲目自大，不斷呼籲浙江要有危機感，要有憂患意識。
三、從1998年至今，先後擔任浙江省政協常委、浙江省人大常委、杭州市政協副主席、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這些政界經驗與資歷，以及對浙江全省社會文化發展狀況的了解與把握，使陳振濂教授能夠從行政管理的層面，從全省文化事業發展的總體格局出發來思考和看待書法事業。在政協與人大等部門工作，陳振濂教授以他敏銳的眼光和非凡的智慧，積極參政議政，成為人們心目中重要的文化政策專家。這種從從政經歷中培養起來的決策眼光與領導藝術，也必然會影響到他對書法的見解，比如他提出的關於浙江書法的發展方向問題、美院書法專業的辦學問題、西泠印社的辦社目標問題，甚至於他對自己的書法創作和學術研究方向的清醒認識與準確定位等等，都與其在政界的經歷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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