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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不在於畫作如何産生。重點在，藝術家是在怎樣的動機下採用這樣的方法，以及採用這種方法之後的效果如何。當今藝術市場上最成功的藝術家之一村上隆認為，每個藝術家都應該為市場作出考慮。現在，有些藝術家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已經很“懂”市場了，於是不斷地做個展或參加展覽以提高知曉度、不斷地出畫冊以提高留存度、不斷地請人寫批評以提高包裝度，甚至不斷地利用資金在拍賣行虛高自己的作品價格……要做到這些，一個前提就是自己的作品數量要多、要“夠”，這就催生了工廠化的作品産生。當然，這一切的做法，都在以“學術”為名義的框架內完成。我們就看到這樣一幅景象，學術的標準被嘈雜的聲音所異化，變得那麼可疑;“市場化的手段”也因為粗淺醜陋而常常蛻變為一種笑料。我們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藝術家明明不懂市場而非要貼近市場的時候，工廠化的創作就是對市場和學術的一種毒害;當藝術家明明為了市場而假冒學術的時候，工廠化的創作會無情地把真相暴露。
市場和學術本來是可以相安無事或者相互寬容的兩件事，可當許多人把某些不對等的狀況作為一種策略時，這兩者之間總似乎存在著説不清道不明的尷尬和隔閡，而且也總給人一種感覺要麼市場有罪要麼學術犯錯的誤解。市場和學術難道真的是一對矛盾體?當然不是。市場是多面的，學術也是多面的，讓人們對它們之間關係産生誤解的，一定在解釋或者呈現這種關係的人，而不是物。將市場和學術對立起來或者關聯起來，要麼是有人有意為之的策略，要麼是對它們關係的誤讀，總之，在處理它們的關係時，更多時候是因為操作者手法的笨拙而傷害了概念，而不是概念本身存在衝突。
回到藝術家本身。藝術家在創作手段上的故作聰明、對市場的盲目屈從，事實上卻是更大程度地糟蹋了藝術家可能存在的市場機會。利用工廠化的創作、利用當代藝術中合理的“複製”理論為自己尋找擋箭牌，無疑是一條自我迷幻的生存之路，這樣的做法，並不能真正給藝術家帶來切實的、“可持續發展”的藝術生存模式，反而只會越來越多地暴露藝術家在創作力上的虛弱，因為它並不是從自身的需求植根出來，而是如同草履蟲一樣在外界環境刺激下的被動反應。
但是不管怎樣，當代藝術家們在市場面前可以説既想從容應對又急了手腳，既羞羞答答地想扯下遮羞布直接面對市場指點江山，又想在學術界擁有話語權擁有地位(事實上現如今賣價高的藝術家話語權同樣比較重)。混亂了身份定位的藝術家讓藝術這個産業變得撲朔迷離。可是別忘了，現在這個時代，藝術家的種種行為其背後皆因藝術市場的紅火使然，我們還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時間來，年輕藝術家的吃香程度遠甚以往，諸多藝術項目、諸多展覽，都跟年輕藝術家有關，他們的出場密集程度差不多抵得上2005年到2009年的總和，有人把這個現象看作是藝術界後生力量的爆發，但實際上，這只是藝術市場熱點切換投射到藝術活動上的反應，原因是一線藝術家的價格太高而使部分逐利資金跑向了想像空間巨大的年輕藝術家身上。
中國當代藝術家面對如此猛烈的藝術市場的衝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然而，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哲學告訴我們，越是單純的，就越是能夠存活長久。藝術家們在資金逐利的市場面前定位成“為商業而做的藝術”，或是“為學術而做的藝術”，其實都值得肯定，不要為市場而硬做學術就對了。一個簡單重復了無數次的道理在此刻仍然有效：為商業而做的藝術也可能在藝術史中記下一筆，隔離了市場只為藝術本身而做的作品也可能大受市場的歡迎。但怕就怕，既為市場折了腰，又要拉著學術和展覽做遮羞布，最後反而會落成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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