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在你眼中，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是怎樣的形象?
陳丹青：我很珍惜、很尊重目前被認為是公共知識分子的那些人，比如秦暉。當然這包括一部分網民。(現在)還沒有一個自由的空間，(讓)這些人能夠相對獨立地發言。能夠有聲音發出來，這是多麼珍貴!況且我不太在乎他有多少知識，我還是在乎言論空間。
大學教育
“我認為大學四年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你必須走出校門。”
記者：這些年來，你一直為藝術教育發出聲音，你如何看待全國的藝術教育?
陳丹青：像美院是藝術學院，它是自由散漫的，這個稍微好一點，但是它有一個進口和一個出口卡死大家，那就是考試。我説的不是英語考試，主要是政治考試。
記者：怎樣的教育算是好的?
陳丹青：第一不要太相信學校。學校只是讓你度過青春期的時間。第二個真正教你的未必是學校，更不是教學大綱，而是周圍的好學生，但更重要的一是來自校外的資訊，在網路上，在圖書館，在書店，在美術館，在畫廊，資訊遠遠多於教學大綱能夠給你的，所以聰明的孩子自然就會受到影響。
我認為大學四年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只是你對爹媽有一個交代，我上過大學了。問題是現在還要交好多錢。但是你根本不要指望你在教室裏變成一個藝術家，你必須走出校門。
記者：有人説我們現在處於信仰缺失的時代，你怎麼看待?
陳丹青：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比信仰缺失更糟糕，西方也有信仰缺失，為什麼呢?雖然西方有一部分傳統價值觀從來沒有缺失過，就是基督教、天主教，包括伊斯蘭教，像日本的佛教都在。但由於文明的進程，讓大部分人從宗教禁錮裏面走出來，尤其是科學家和科學主義，經過一兩百年的啟蒙運動，後果是西方同樣也信仰真空。民主自由存在負面效果，比如離婚率、犯罪，還有未婚懷孕種種的問題。西方的問題跟中國完全是兩樣的，(他們是)在獲得自由以後，發現生活的重心和價值觀不再像傳統社會那麼凝固。
給年輕人的話
“飯碗第一，儘量不要受這個社會壞的影響。”
記者：你曾説過80後、90後成長後，整個社會還是會有希望的?
陳丹青：有希望。我為什麼這麼肯定韓寒?韓寒象徵一個最簡單的東西，就是你別來騙我，別來哄我，沒有用的。他的每一篇文章背後都姿態在那裏，就是你別來這套，我這裡全都沒有用。
我對年輕人只有兩個要求，一個要求是飯碗第一，一定要自立，不要不現實。年輕人大學畢業以後，你其實面臨很現實的一個處境，你的飯碗最重要了，不要把飯碗砸了;第二個要求就是在這個前提下，儘量不要受這個社會壞的影響。因為人在年輕的時候，多少總是正直的，總是有衝動、有理想、向善的。三十歲以後，要麼是平庸，要麼就轉向惡，就開始變成一個社會的幫兇，進入這個機器。
記者：80後、90後屬於最交接的狀態?
陳丹青：最交接，因為等他們成長的時候，已經進入這麼一個雙重機制。我的前半生是100%的集權，後半生我忽然跑到美國去了，100%的自由，所以資本主義的好處和壞處，我都嘗試過了。壞處就是競爭，有生存壓力。好處就是講理，有保障。
我母親現全靠美國的福利制度生活。她每個月最低有700多美金的收入，所有的醫療都免費，比中國的一個白領收入還要高。你能想像嗎?她沒有為美國增加過一分錢的財富，可是她享受美國福利制度。她在美國住了20年了，我試圖讓她回國，我在上海給她買了房子，她待了三個月就堅持要回美國。因為她到處被人推，在馬路上、到醫院裏、進電梯、上車、走路都被人推，她説她在美國生活20年，只被人推了兩次，回頭一看都是中國人在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