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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5年2月英國外交大臣艾登（Sir Anthony Eden）參與調停中美談判的斡旋活動時，中國就表明瞭不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當時艾登曾讓杜維廉詢問周恩來，是否可以私下或是公開聲明，中國不準備以武力解放台灣。這樣就可以找到和平解放沿海島嶼的基礎。艾登認為，如果中國同意上述基礎，他準備在香港或者邊境與周恩來會晤。 在3月1日的復函中，周恩來堅決拒絕了艾登的條件，指出艾登的條件只會使美國的侵略行為合法化，中國政府不能同意。但説明如果艾登願意討論如何創造消除台灣地區危險局勢的必要條件，中國就歡迎他來北京會晤。 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周恩來在接見為調停中美關係而奔走的各國政要時，以及他的歷次講話中多次重申了這一立場。他一再指出台灣問題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但又互相聯繫的問題。它既是一個內政問題，也是一個國際問題。對台灣的蔣介石集團，中國用什麼方式解放台灣純屬中國內政問題，不容別國干涉。對國際勢力的干涉，如美國的介入，這是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問題，是一個國際問題。這兩個問題不能混淆起來。
對於美國執意要談“停火”問題，周恩來在1955年5月9日接見杜維廉的時候反駁説：“杜勒斯説中美坐下來談的題目是停火問題，這是文不對題”。中美之間不存在戰爭，談不上停火問題。我們在萬隆發表的聲明中説，中美談判的題目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 由於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完全由美國的介入而引發，所以，中國認為，要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美國就必須從台灣海峽撤出其全部武裝力量，這才是中美兩國真正應該談判並且解決的問題。
對所謂“停火”問題和“放棄使用武力”問題的爭論，正是雙方在台灣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的表現。這兩個問題遂成為中美大使級會談長期處於僵持狀態的重要原因。
即便有這些分歧，杜勒斯在4月2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説法，已經表明美國不排斥與中國進行雙邊談判。不過，杜勒斯並沒有馬上著手就有關中美談判的事宜進行決策，而是採取了拖延戰術，一再聲稱要摸清中國的真實意圖再説。 這是因為，如前文所述，美國在臺海危機中的第一要務是實現“停火”，從而維持臺海地區的現狀。它無意解決台灣問題。現在進入到雙方商討談判事宜的階段，臺海地區事實上已經停火，所以，如果能拖延時間就可以達到維持現狀的目的，以靜待變。 這何嘗不是一步好棋。美國正是打的這個如意算盤。杜勒斯採用拖延戰術的後果是，美國對談判的設計十分不明確，使人琢磨不透。杜勒斯通常只以談“停火”為擋箭牌，不透露更多的考慮。
時間到了5月份，美國仍然沒有採取實質性的步驟推進雙方關於談判事宜的協商。參與調停中美關係的各國又忙碌起來。印度的梅農和英國的杜維廉因為分別受到中國和美國的信任而尤為活躍。中國方面採取主動，不斷向英、印兩國傳遞資訊，提出一些建議，作出一些姿態，推動美國朝前走。周恩來在會見梅農時提出，美國應該做兩件事，一是取消對中國的禁運，二是允許申請回國的中國留學生自由離開美國。 周恩來在5月26日會見杜維廉時告知杜，中國準備在5月30日釋放四名美國空軍人員。
美國對梅農的傳話時常不以為然，總覺得他是替“共産黨中國”説話。但是對杜維廉傳遞的資訊則比較重視。在得知中國即將釋放四名美國空軍人員後，美國表示了歡迎，但是又提出希望其他美僑也能儘快回國。
當中國在5月份表示願意同蔣介石談判“停火”問題， 以及願意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的立場時， 美國仍未有所鬆動。美國的態度引發了各個參與調停的國家的不滿，而且5 、6月間臺海局勢又有升溫的趨向。這就促使美國決策層的某些官員不得不面對現實重新思考，改變拖延戰術和曖昧態度。6月10日，國務院負責遠東事務的代理助理國務卿西博爾德（William J. Sebald）提交了一份備忘錄。他指出，美國應該避免被迫處於下述地位：一是不得不在不利的情況下進行談判，二是針對中共對於沿海島嶼的軍事行動不斷增加的情況，再次使美國面臨要麼任沿海島嶼丟失，要麼不得不在沒有盟國支援的情況下進行戰爭的兩難局面。
這份報告觸動了杜勒斯。他於是決定積極安排中美談判的事宜。經過與國務院官員的討論，他很快就決定採用提高原先在日內瓦會談的級別的方式與中國談判。關於談判的議程和內容，雙方分歧很大。比如美國要求談“停火”問題，而中國則要求談美國武裝力量撤出台灣的問題。最後，杜勒斯決定先談可能解決的僑民遣返問題。至於中國方面提出的一些緩和中美關係的其他議題，如取消禁運，允許公海航行自由等等，美國怕這些問題涉及台灣當局的利益，不敢公開應允，所以用了一個含糊的説法，即雙方有所爭執的其他實際問題作掩蓋。 周恩來在7月13日接見新任英國駐華臨時代辦歐念儒（Con O’Neill）時，聽他轉述了美國政府致周恩來的口信，15日中國回復美國，表示同意美國的上述安排，準備“派出大使級的代表同你們的相當級別的代表在日內瓦會晤。”
至此，中美兩國進行雙邊談判的一切準備工作就緒。雙方與7月25日發表新聞公報，向全世界公開了這個消息。1955年8月1日，美國派出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利克斯·約翰遜（U. Alexis Johnson）作為美方代表，中國派出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為中方代表，正式開始在日內瓦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
結 論
縱觀中美兩國在近一年時間裏的外交活動，可以清楚地看出，雙方在是否進行雙邊談判、如何進行談判、以及談判的內容等問題上，展開了激烈外交鬥爭。雙方之間的分歧是巨大的，其實質是美國拒不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交承認以及中美兩國對台灣問題的政策目標的根本對立。如果説前者表現了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僵硬，使諸如中美大使級會談等中美之間僅有的接觸，也蒙上了進退維谷的陰影，那麼，由於臺海危機的發生，後者則更加凸現出來。美國以保住臺、澎，維持臺海地區現狀為目標，進而達到其遏制中國的政策目標，中國則是要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的統一。雙方政策目標的對立，在這一歷史階段集中體現為雙方在台灣海峽“停火”問題，以及是否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上的分歧和鬥爭。這一斗爭一直延續到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舉行並貫穿其全過程，為會談長期處於僵持狀態作了最好的詮釋。
（原載于《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作者盧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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