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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老帥討論後，寫出《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由陳總定稿，9月17日報送周總理。老帥們在報告中指出：周總理會見柯西金的消息，轟動了全世界，使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戰略思想發生混亂。我們對美、蘇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也包括用談判方式進行鬥爭。蘇修要求舉行邊境會談，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復大使級會談，我也可選擇有利時機給予答覆。這種戰術上的行動，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
中美關係打破堅冰
報告定稿後，陳總又説：這個報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來華意圖和蘇修會不會大舉進攻我國的問題，對恢復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沒有多講，只從戰略意義上點了一筆。
關於打開中美關係，我考慮了很久。華沙會談談了十幾年，毫無結果，現在即使恢復，也不會有什麼突破。早在1956年1月，我外交部發言人兩次發表聲明，指出中美大使級會談已經證明不能解決像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這樣重大的問題，必須舉行中美外長會議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切實可行的途徑，這一重大建議被美國拒絕。現在情況發生變化，尼克松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拉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這就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規”的想法——
第一、在華沙會談恢復時，我們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我估計美國會樂於接受。第二、只要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我們不提先決條件，並不是説我們在台灣問題上改變立場。台灣問題可以在高級會談中逐步謀求解決。第三、恢復華沙會談不必使用波蘭政府提供的場所，可以在中國大使館裏談，以利保密。
陳總説，他決定將這些“不合常規”的設想向總理口頭彙報。
此後不久，中蘇邊界談判開始，雖然蘇方態度頑固，連“爭議地區”也不承認，但正如四位老帥的判斷，蘇中戰爭並未發生，兩國關係有所緩和，而尼克松則“急起直追”，採取了一系列主動行動。1971年7月9日，尼克松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來京，周總理同他會談，葉帥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協助，總理讓我作為他的助理參加。
我對葉帥説：實踐證明，四位老帥1969年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葉帥説：當時主席指定我們研究國際形勢，我們很不理解，總理作了指示，我們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們共同提出了書面看法，陳總向總理口頭彙報了他對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這些看法和設想事關重大。美國長期敵視中國，蘇聯又不斷挑起邊界衝突，國際鬥爭錯綜複雜，主席在慎重考慮、反覆觀察之後才作出決定，這個決定是不容易的。
可惜陳總患了癌症，我到301醫院看望時，他對中美關係的進展感到興奮。他説：尼克松為了美國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設想更“不合常規”。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達北京。但陳總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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