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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15日恢復會談的第一次會議上，中方提出的協議草案是美軍撤出台灣地區，中國政府收復金門、馬祖和沿海島嶼後，將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澎湖，在一定時期內不使用武力。美國則要求中國政府放棄對金門、馬祖使用武力，由美國説服台灣當局減少金馬駐軍，不再反攻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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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警惕到美國有劃海為界，搞“兩個中國”的傾向，遂暫時放棄了收復金馬的打算。周恩來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建議，“中美會談以繼續下去為有利，可以拖住美國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國家把台灣海峽問題提到聯合國去”。
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為了避免再度發生可能把美國捲入戰爭的臺海危機，也要在談判桌上拖住中國。儘管它對跨越鴻溝達成具體成果不抱多少希望，但還是要有一搭沒一搭地繼續同中國談下去。
顯然，中國領導人為美國在談判桌上的拖延態度所激怒，斷定對方沒有誠意改善關係。由此看來，想從一個個具體問題著手漸進地推動談判是行不通了。同時，伴隨著中蘇兩黨在“時代特徵”與“帝國主義本性”等問題上的激烈論戰，中共對國際問題反應過度的傾向抬頭，認為美國政府敵視和遏制中國的立場絕難改變，對美談判不能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必須立足於“鬥爭”和“針鋒相對”。於是中國在1年上半年修改了對美談判的方針，認為前一段會談分別提出的種種問題難以分別解決，今後要確定“所有”解決問題的原則，就是説台灣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都談不上。這樣，談判解決問題的次序就從“先易後難”轉為“先難後易”，即索性擱置各項具體問題的談判，迫使美國先解決根本問題。
1960年5月26日，周恩來告訴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改善中美關係的先決問題是：（一）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二）美軍撤出台灣和台灣海峽。如果美國承認這兩個原則，自然我們願意同美國進行談判。8月30日，周恩來又向美國記者斯諾表明：“中美談判總要先達成原則協議才能解決具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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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中方正式聲明，今後不再同美方討論“枝節問題”，只討論“根本問題”，也就是要美國同意“從中國領土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全部武裝力量”的問題。美國則堅持要中國先同意在這一地區放棄使用武力。由於雙方都是以對方先做重大政治讓步為改善關係的先決條件，於是談判又陷於長期僵持的狀態。
二、對話的好處
肯尼迪上臺後，重新考慮把中美會談當作適當調整雙方關係的探測渠道。留任的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帕森斯（Parsons，Graham J．）對此前的談判進行了總結，認為雙方在談判目標上存在分歧。中方不是把大使會談當作調整雙方分歧的渠道，而是當作要求美方做重大政治讓步的工具——先從台灣地區撤出全部美國軍隊，再對北京予以某種事實承認。而美方會談的近期目標很有限，只是想讓中方釋放在押的美國人，達成在台灣海峽不使用武力的協定。雖然從表面上看，會談費時費力，收效甚微，但在政治上和道義上可以認為對美國有一些好處：可以搪塞美國和世界輿論，表現自己正就公眾關心的問題同中共打交道；能夠把被國人士、記者交流等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的責任推到中國身上；會談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減震器”的作用，緩和了中共對台灣的軍事行動；可以防止“第三者”插手而使美中關係複雜化；為雙方提供了直接溝通和討論各種問題的秘密渠道。儘管中方已經聲明不願討論具體問題，但實際上仍繼續同美方討論各種具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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