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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印協定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印邊界爭端中雙方爭論的一個焦點。 當時的印度政府認為,1954年中印協定解決了中印之間包括邊界在內的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其主張的中印邊界中段的條約依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寫入協定表明中國確認了印度政府主張的中印邊界。中國政府認為,1954年中印協定和寫入其中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中印邊界無關,更不能表明中國承認了印度主張的任何一段中印邊界。中國政府的觀點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印度政府堅持上述主張及其拒絕續簽1954年中印協定的做法,只是為了把其主張的中印邊界強加給中國,這對中印關係産生了極壞的影響。
檔案實錄：對中印協定失效後處理藏印間有關問題的意見>>>>
訪問印度和爭取達賴
1954年6月，周總理利用日內瓦會議代表團團長休會的空隙訪問了印度，受到印方隆重接待和數10萬群眾的熱烈歡迎。印方提供了一份有100多部影片的名單，請周總理挑選欣賞。周總理只挑了《詹西女皇》這一部反映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的愛國影片，以表達對這位女英雄的敬意。兩國總理在聯合聲明中共同倡議：“不僅在中印關係中，而且在一般國際關係中，都適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印度共産黨機關報《新世紀》週刊以整個版面刊登了周總理在印度名勝泰姬陵前，面帶笑容，脖子上挂滿花環向歡迎群眾雙手合十致意的巨幅照片。一時印度掀起中印友好的熱潮，到處響起“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和“潘查希拉舍德巴”(五項原則萬歲)的歡呼聲。
同年10月，尼赫魯總理來華進行長達12天的正式訪問，周總理對這次訪問十分重視，親自作了週密安排。他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一次幹部會議，凡是同接待工作有關的人士都請到了，禮堂擠得滿滿的。周總理詳細地談了尼赫魯總理這次來訪的意義，我們的接待方針和注意事項。總的精神是要熱情友好，同時要實事求是。整個講話進行了近兩個小時。在訪問期間，毛澤東主席同尼赫魯總理進行了四次談話，兩國總理會談多次。凡是尼赫魯要見的各方面人士都進行了安排。尼赫魯來訪前總理點名要外交部的喬冠華和陳家康兩人起草他在歡迎宴會上的講話稿，兩人逐句口授，由我筆錄。講話稿對尼赫魯總理作了高度評價，稱他為印度傑出的政治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39年8月尼赫魯曾作為國大黨領袖到中國重慶進行10天友好訪問)。這次訪問對增進中印高層領導人間相互了解起著良好的作用。
1956年11月至12月，周總理應邀第二次訪問印度，受到同樣隆重熱烈的接待和歡迎。但這時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的陰影已經初露端倪。在火車上，周總理告訴尼赫魯，中緬將談判解決兩國邊界問題，並誠懇地説明中國政府對於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的態度。關於中印東段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周總理説，這條界線是非法的，是從來沒有為歷屆中國政府所承認的。儘管如此，為了保證邊境的安寧和照顧到兩國的友好關係，中國軍政人員將嚴格不越過此線，並表示希望以後能找出解決東段邊界的適當辦法。然而尼赫魯對中印邊界卻始終採取不容討論的態度。當時達賴和班禪也在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盤2500週年紀念活動。一些逃亡印度的西藏反動分子企圖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噶倫堡組織請願，留阻達賴，不讓他回西藏。12月底，正在訪印的周總理對此同尼赫魯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談話，要尼赫魯注意這一情況。尼赫魯表示將注意防止發生亂子，如發生他要採取措施禁止。周總理立即向達賴傳達了他同尼赫魯總理的談話，然後又會見達賴的隨行人員，嚴正指出：達賴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來印度。把達賴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了達賴，也是害了西藏。如把達賴留下來，西藏的工作不會因此而停止。但大門是開著的，達賴什麼時候回西藏都歡迎。達賴一旦留居噶倫堡，只不過是一個難民，沒有了政治地位，也不能進行政治活動，只有宗教；而宗教聖地總還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倫堡來。這樣，就逐漸把達賴放在一個極端困難的處境上。尼赫魯總理已經表示印度不能支援西藏搞獨立，美國離得太遠，要支援西藏獨立也搞不成。
經過周總理嚴肅而耐心的工作，達賴的情緒才穩定下來。他對我駐印度大使潘自力説：“這次出來自己沒有拿定主意，是一大缺點。許多人要他留在印度不回去，講了許多西康的混亂情況，自己曾經發生動搖。自從同周恩來總理談話後，思想穩定了。中央完全信任他，是否回藏由自己作出決定。但此次出訪，若在印度出了亂子，印度也負不起責任。”達賴還對周總理説，“過去藏印間在宗教、文化上聯繫較密切，而這次來，感到印度方面對他拉的力量很大”。另外，據隨同達賴出訪的阿沛·阿旺晉美私下告訴周總理，達賴曾向其隨行人員傳達他同尼赫魯單獨會見的情況。尼赫魯對達賴説，西藏同中國政府簽訂協議後，應該承認西藏屬於中國，但如果中國方面的措施超出了協議(按指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17條協議)的範圍，而使西藏方面有困難時，印度政府可以給予幫助等等。由於周總理及時親自做工作，不但阻止了達賴第二次背叛祖國流亡印度的企圖，也使中印關係不致因此而蒙上陰影。
西藏叛亂和中印邊界爭端
1959年3月19日夜間，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發動全面武裝叛亂，被我迅速平定。3月31日達賴帶著一批人進入印度，並於4月18日在印度阿薩姆邦的提斯浦爾發表鼓吹西藏獨立的所謂“達賴喇嘛聲明”。尼赫魯于4月24日親自去印度北部山區穆索裏同達賴會商，並多次發表干涉我內政的聲明和講話。黨中央對印度採取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毛主席認為尼赫魯是中間派，不同於右派。他有兩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壞的一面。要肯定他好的一面，批評他壞的一面，應該爭取他，不要把事情做絕。對達賴也要留有餘地，爭取他回來。將來他如果想回來，我們還是採取歡迎的態度，但他必鬚髮表聲明，放棄西藏獨立。周總理根據毛主席這一指示精神親自抓報刊評淪的工作，成立了一個國際問題宣傳小組。新華社3月19日發表了達賴在離開拉薩前給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將軍的3封親筆信，據此認為達賴是被劫持的(但事隔20年後，達賴在1979年向印度報界聲稱，他當時寫這3封信是出走前為穩住中央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對印度干涉中國內政，為了顧全中印友好的大局，中國採取了十分克制的態度，開始時並未公開指責印度當局。經周總理審定於4月15日發表的(人民日報)觀察家評論《不能允許中印友好關係受到損害》，只講了帝國主義和印度非官方攻擊我平叛的言論，還對尼赫魯演説中提到“不可讓中印關係惡化”，表示了歡迎。4月18日周總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仍然表示希望中印兩國的友好關係能繼續發展，並沒有對當時印方極不友好的言行加以譴責。中國只是在印度方面反華言行充分暴露後，才後發制人，在宣傳上集中進行反擊。5月6日發表了由胡喬木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撰寫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一文。文章全篇貫徹維護中印友好的精神，分析了西藏問題和印方態度的背景，充分説理，用詞既尖銳又委婉，注意講究必要的禮貌，掌握分寸，留有餘地，儘量爭取尼赫魯同我繼續合作。在撰寫過程中，周總理還特別要求文章在收尾處要引用尼赫魯1954年10月訪華時説過的友好的話。
1959年8月25日，印度在中印邊界東段朗久地方挑起第一次武裝衝突，接著又在10月21日在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裝衝突。面對這種嚴重情況，周總理于11月7日致函尼赫魯總理，建議兩國武裝部隊立即從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20公里，中印總理在最近期間舉行會談。1960年4月，周總理赴新德里同尼赫魯總理誠懇商談。但中方的真誠努力沒有得到印方的響應。雙方除同意由兩國官員共同審查、核對和研究有關邊界問題的事實材料並向兩國總理提出報告外，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雙方官員從6月至12月進行了三輪會晤後，各自提出了關於中印邊界的報告。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我方只在報上發表中印官員報告的摘要，雙方報告的全文，中文本長達584頁，由外交部出版，在內部發行。
為了對中印邊界問題作全面的闡述，根據周總理指示，請胡喬木執筆，寫了1959年12月26日中國外交部給印度駐華大使館的照會。事先喬木同志要外交部就邊界各段提供確切有力的材料。照會就中印邊界是否正式劃定過，中印傳統習慣線在哪，什麼是解決中印邊界爭端的正確途徑等三個問題，充分擺事實，講道理，作富有説服力的敘述。照會公開發表後，阿富汗駐華大使向外交部有關人員表示：他通讀了照會後，認為文字簡潔生動，語氣委婉，把複雜的邊界問題説得又清楚又客觀。這是他看過的最好的外交文件之一。
從1960年起，印度外交部陸續發表白皮書，題為《印度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交換的照會、備忘錄、信件及簽訂的協定》，前後共出版了11冊。每次發表白皮書都引發印度議會和報刊的陣陣反華叫囂。周總理指示外交部也要編相應的文件彙編，以供必要時使用。我們編的文件彙編，由於書的封面是紅色的，我們內部戲稱之為紅皮書。第一冊題目是《中國和印度關於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中印邊界和其他問題來往文件彙編》。當時彙編文件為便於隨時送總理審定，亞洲司在中南海北門國務院臨時借下一小房間。以後陸續編輯共出版了7冊。為了不擴大雙方分歧和爭論，報上只發表一些主要的照會和信件，紅皮書由外交部出版後只在內部發行，這也是周總理為緩和中印間緊張氣氛的一番苦心。
1954年中印協定經兩國政府批准後，有效期定為8年，按規定將於1962年6月3日期滿失效。早在1961年10月，章文晉司長就對我説，總理要外交部就中印協定將期滿一事提出意見。我們提出意見後，總理指示這件事要做到仁至義盡，儘量爭取協定不失效，以利於保持中印友好勢頭。我們按這一精神，于1961年12月3日、1962年3月1日、5月11日由外交部三次照會印度駐華使館，建議兩國政府舉行談判，以便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締結一個新的協定來代替原有的協定。印度方面卻無端地把協定同邊界問題聯繫起來，説什麼只有中國扭轉她過去幾年執行的侵略政策，才能進行談判，再三拒絕了中國的建議。根據事不過三的原則，這個在序言中列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只好到期失效。
隨著中印邊境形勢和兩國關係的日趨緊張，雙方抗議和反抗議、相互指責和辯駁的來往照會大大增加，形成了白熱化的“照會戰”。我方照會在發出前幾乎都由周總理親自過目和最後審定，注意必要的外交語言。而印方來照語氣卻越來越橫蠻無理，出言不遜，有一次周總理在接見印度駐華使館臨時代辦時説，我們的照會在發出前我基本上都是看過的，我不知道尼赫魯總理是否也這樣做。照會中語氣的升級是不利於兩國關係的，希望印方能加以注意。1961年6月，我隨章文晉司長陪同從蒙古路過北京回國的印度外交部秘書長拉·庫·尼赫魯(前駐華大使)和印大使帕塔薩拉蒂去上海會見周總理。周總理為恢復中印友好又作了一番努力，但印方後來也沒有什麼反應。印大使于當年7月20日離任回國，從此印方未再派大使。中方整整等了一年，中國駐印大使潘自力也不得不于1962年7月18日離任回國。這時印軍正在西段加勒溫河地區深入我境內建立侵略據點，被我部隊包圍，有被殲滅的危險。尼赫魯在設午宴送別潘自力大使時提出要求，希望我手下留情，潘大使將此情況以特急電報發回來後，我撤消了包圍，避免國境又一次武裝衝突。
中印邊境衝突後妥善處理兩國關係
儘管中國再三退讓，中印邊境的大規模武裝衝突還是在1962年10月20日爆發。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三項建議，要求雙方尊重1959年11月7日存在於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線，雙方武裝從這條線各自後撤20公里，脫離接觸；兩國總理再次會談；如印度總理不便來京，中國總理願意前往新德里。這一建議遭到了印方的拒絕。但中國政府仍于11月21日宣佈全線停火，中國軍隊從12月1日起後撤，並單方面撤到1959年11月7日實際控制線中國一側的20公里以外。這樣中印邊境的局勢才平靜下來。1963年2月28日，中國邊防部隊完成了主動後撤計劃，並宣佈釋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軍事人員和歸還所繳獲的武器彈藥。12月3日，周總理在出訪亞非等14國前夕，還特地接見了印度駐華使館臨時代辦班納吉先生，指出：中印邊界的局勢是和緩了，除非有一方破壞邊界現狀，而中國是決不會破壞現狀的。中印兩國關係不應該再惡化下去。照會戰雖然比邊境武裝衝突好，但雙方應該通過照會想辦法尋求一些共同點來促進兩國關係的改善。
中印邊境衝突發生後，周總理于11月15日就中印邊界問題寫信給亞非各國領導人，信後附有我方繪製的地圖5張，參考地圖6張。參考圖一是加爾各答測量總局1862年出版的《英屬印度斯坦北疆圖》，標明中印西段邊界傳統習慣線是沿喀拉崑崙山脈而行的，阿克賽欽地區屬於中國。參考圖二A是印度測量局1917年出版的《西藏及鄰近國家圖》，標明東段傳統習慣線是沿喜馬拉雅山的南麓而行的，而且該線西端的一段還是以明確的國際邊界線標出。參考圖二B是大英百科全書1929年第24卷的插圖，東段也是沿喜馬拉雅山的南麓分界，根本沒有畫出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參考圖六是兩張英藏代表1914年在西姆拉會議外，背著中國中央政府非法繪製的麥克馬洪線原圖。根據這兩張原圖，引起1962年邊界衝突的東段扯冬地區明確位於麥線以北，這説明衝突是印方挑起的。這些附圖都是精心挑選，由周總理最後審定的。
1967年6月，印度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和一名三等秘書擅自闖入北京西郊軍事基地，偷拍軍事設施，從事間諜活動，被當地值勤人員發現，偷拍的膠捲被當場查獲。魯冠南後來書面承認他這樣做是錯誤的。中國政府因而宣佈這兩名印度外交官為不受歡迎的人。印方作為報復，也宣佈中國駐印使館一等秘書和三等秘書為不受歡迎的人，而且于6月17日縱容暴徒闖入中國使館院內，焚燒中國國旗，搗毀使館辦公樓，燒燬兩輛汽車，將8名中國外交官和工作人員打成重傷。消息傳來後人們十分氣憤，我駐印使館曾來電報認為印驅逐我一秘是升級和不對等的，建議我應再驅逐對方相應外交官。周總理在電報上批示：此議不妥，不能這樣做，如再升級有可能導致兩國中止外交關係。對北京群眾到印度駐華使館門前示威，由於事先作了嚴密防範措施，位於東交民巷的印度使館只是沿街的幾扇窗戶玻璃被打碎，人群未進入使館院內，更沒有發生毆列印使館人員事件。這在當時極左思潮氾濫和情緒激動的情況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儘管如此，周總理對印度使館被砸事件進行了嚴厲批評。亞洲司一名違紀幹部後來還受到調離外交部的處理。周總理這種以中印友誼大局為重的寬廣胸懷，充分反映了他政治家的高尚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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