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

　　與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相關的有很多歷史人物，我們請您評價一下，先説説您對康有為的看法。

馬勇:

　　我對康有為的看法可能和過去有所差別。一百年來，我們作為正面的報道，把它看成是維新思想家，推動中國維新運動改革。後來在六十年代以後，史學界開始遍地認為他改造檔案，偽造史料，但是我覺得這兩種都不太真實。第一，康有為引領新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那是一個時代的東西，如果在那個時代，不做這個東西，就是做非常舊的東西。作為一個稍微了解世界的人，他一定會往新學上做。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講康有為偽造史料，人品不好，我個人覺得也不是這樣。康有為是1898年底逃亡出國的，他在日本能夠把許多文件默出來和改出來，他的記憶力我們很佩服，一定要從人品來説，我覺得這個問題肯定有問題。

　　但是回到你的問題本身，康有為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正面來説並不是這樣。因為他並不主張在中國的國度中建立共和國，他認為中國的出路不是走向共和，而是君主立憲，這是他一輩子的追求。所以，在辛亥革命的過程中，他不是站在積極的方面，而是在另外一種方面説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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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您怎麼評價袁世凱？

馬勇:

　　袁世凱，我們過去完全把他妖魔化了，過去妖魔化本身有道理，因為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需要反對，我們需要站在孫中山的方面爭取這種法統，爭取孫中山三民主義在我們這裡是一種合法繼承，因此孫中山的敵人我們都會批判。延安時期兩篇重要的東西，陳伯達的東西都在罵袁世凱，那種罵就定了基調，其實這是不真實的。袁世凱作為立憲運動的領導人，他的追求不是共和，他的目標是君主立憲，因此在武昌起義爆發以後，他所堅持的就是君主立憲的立場。我們過去講他是利用南方的革命力量壓朝廷，利用朝廷力量壓南方，覺得他很陰謀、很小人，其實不是這樣的。他上來以後是用南方的力量來推動清廷的改革，他希望清廷能夠利用武昌起義和各省新軍的起義，能夠真正擺脫極強硬的力量，走向真正的君主立憲，這是我對袁世凱的基本判斷。

　　但是到什麼時候，他到了君主立憲根本沒有可能的時候，在1911年12月20日以後，段祺瑞和黃興都達成了走向共和的協議，列強也要求中國要改變的時候，袁世凱只是順勢而為，當不得不走向共和的時候，袁世凱只好共和。而且在走向共和的過程中，袁世凱作為一個舊的傳統道德社會走過來的人，他仍然是在清廷的利益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如果不是袁世凱去代表清廷談判，向南方要求，我覺得在清廷優待條例上會不一樣。因為這些談判文件現在都有，我們現在很容易看到南北之間談判的電報和記錄，在這種記錄裏面，我們看到袁世凱一直要求南方要最大限度的保障皇室尊嚴和皇室利益，這種以情去感動的話，也在清廷贏得了很多人的好感。我們應該這樣來看待袁世凱，不能因為袁世凱後來的帝制復辟，把他完全妖魔化。在一百年以後，我們就應該脫離好和壞的價值觀點，回到歷史本身看這個人物，帶給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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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元洪您是怎麼看待的？

馬勇:

　　黎元洪被民國史妖魔化了，説是他從床底下被掏出來，逼著他革命的。黎元洪是張之洞的門生，他在君主立憲上，這一點是不能動搖的，革命在他們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革命是想都不要想的，在這種情況下，當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士兵找到他，黎元洪説，革命的事不要説，説了就斃掉你。他手刃兩個士兵。後來，他的下級軍官和湯化龍達成妥協，黎元洪去了，但是他個人也是思考了三天，這三天我覺得是一個正常的舉措，因為他是大清國的命官，怎麼也是一個副部級的，如果幾個士兵來忽悠説造反吧，他就造反，他就不是黎元洪了，在他思考三天以後，他説我可以一起幹了，這是一個很審慎的選擇，不存在著被迫革命的問題。

　　在民國時代，為什麼要妖魔化他？主要在1914年，袁世凱死了以後，黎元洪以副總統順位當大總統，黎元洪和孫中山一係就有了法理上的衝突，當然這是民國歷史上的。從這個問題來看，黎元洪的形象，在當代人寫的黎元洪來看都不夠真實。我們真實來看，應該看章太炎給黎元洪寫的墓誌銘，是比較真實的反映了黎元洪對民國和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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